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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为何与袁世凯闹翻了脸?张謇与袁世凯恩怨

2017-03-09 11:41:17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俗话说得好,“从小看到老”。袁世凯在北京跟随堂叔袁保恒读书的时候,他的另一位堂叔袁保龄就说他“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在科举上恐怕

俗话说得好,“从小看到老”。袁世凯在北京跟随堂叔袁保恒读书的时候,他的另一位堂叔袁保龄就说他“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在科举上恐怕没有大的前途。而同在吴长庆幕下并曾给袁世凯做过一段时间老师的张謇,这位日后成为状元郎的大才子,他在批改袁世凯的文章时也认为其“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以至于无从删改。不仅如此,张謇还看出袁世凯这个人“好权术”,在道德文章、科举仕途上难成大器。

袁世凯不喜欢读书是有原因的,他学习科举制艺但又不守绳墨,不愿受此束缚。譬如他喜欢读周犊山的文章,但仅限于摘取文中豪迈不羁的语句而从来不肯卒读,并且不求甚解。据说,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有一次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卷后,王雁臣发现其所作之文有模仿周文皮毛的痕迹,但文章却逻辑蛮横无理,野性难驯,而且前后词句多不通顺。在文中,有一段最为可笑,曰:“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实在是哭笑不得。

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还在世的时候,闲暇之时经常向袁世凯讲述自己多年的带兵心得和官场经验,因而袁世凯年轻的时候最爱读兵书。在他的书房中,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兵书,各种版本都有,袁世凯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意,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谈,大加卖弄,因而人送绰号“袁书呆”。

对于这个绰号,袁世凯很不以为然,他曾经对人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据《朝野新谭》中说,在袁世凯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之后,吴作为袁的长辈,认为袁世凯年纪尚小,应该多读一点书,于是让袁世凯拜在他的幕府张謇和周家禄的门下,好好学习。张謇是个大才子,他对袁世凯的要求非常严格,袁世凯交上文章后常被批评,两人深以为苦。周家禄对袁世凯则相对比较宽容,经常给予鼓励。大概因为如此,后来袁世凯做上直隶总督后,周家禄入了袁世凯的幕府而与张謇几乎断交。

不过,袁世凯与张謇交恶的事情,却并非是因为当年受教之故。

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他处理军务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对此,张謇也在写给袁世凯堂叔袁保龄的信中曾表示赞许说:“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但他的举动总夹杂着世故客气的做作,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不过,要说起他的才能,恐怕是您家族中谢玄(指挥淝水之战)那样的人物。他现在从军驻扎在*的国家(即朝鲜),希望您嘱咐他谨慎从事。”

在张謇的推荐下,袁世凯先后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吴长庆去世之后,庆军将领吴兆有继为朝鲜防务总办,袁世凯为营务处会办。但吴兆有等人昏庸无能,袁世凯反而大包大搅,成为朝鲜事务的主心骨,因而也遭到了吴兆有等人的忌恨。在1884年12月的朝鲜“甲申之变”中,吴兆有等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而袁世凯行为果断,处置得当,这才挫败了日本和朝鲜亲日派的阴谋。

事后,袁世凯得到了清廷和李鸿章的大力褒奖,吴兆有等人十分不满,便将袁世凯在朝鲜飞扬跋扈的“劣迹”告知了当时回乡应试的张謇,试图借张之力来打压袁世凯。张謇在庆军幕府多年,一向为人所尊重,在接到吴兆有等人借机挑拨的信件后,他随后便写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斥责袁世凯,口气十分严厉。

在信中,张謇故意不叫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之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的官位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古之司马,其中也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说:“别后仅收到你的一封书信,想必是袁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意在提醒袁世凯只是一个营务处会办,如何能妄自尊大,竟然凌驾在总办吴兆有之上?接着,张謇又说,你既然是吴兆有的会办,在觐见朝鲜国王的时候就应当让吴兆有走在前面;处理朝鲜事务的时候,也应该把吴兆有的职衔放在前面,如何事事任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你这是凭势力震慑人、靠权诈来处世吗?在信的结尾,张骞更是毫不客气地说:“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张謇说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讥带讽,处处直指袁世凯的要害,这已经不是出于师生之谊的劝导,而是为吴兆有等人张目了。袁世凯接到信后气愤难平,好在李鸿章在关键时候识人善用,并没有被吴兆有等人攻讦所误,因而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任为朝鲜“监国大员”,这大概也是张謇所没有想到的。

由此,张謇和袁世凯便结下梁子,双方互不理睬近20年之久。在此期间,袁世凯青云直步,屡屡升迁,并在庚子年后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末又调任为军机大臣,可谓是风光无限。而张謇在退出庆军幕府后,在科举上也还算顺利,考中了1894年的状元(康有为于次年中进士)。但时运不济的是,张謇刚当上状元郎不久,他的父亲便撒手人寰,按历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三年。

三年后,张謇到北京销假却又赶上“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罢官,张謇自知官场险恶,从此绝意仕途,并回到家乡南通,走上实业救国之路。直到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张謇才投入到当时的立宪运动中,并成为江苏立宪派的主要干将。

由于袁世凯在清末新政和立宪中也表现积极,张謇才逐渐化解了与袁世凯之间的这段恩怨,并开始有了共同语言。1904年7月,张謇主动给已经在朝廷中做了大官的前学生袁世凯写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当即回信,表示立宪时机未到,还需要等待时机,双方算是恢复了交往。

武昌起义后,张謇被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提名为实业部长,但身为立宪派的张謇对革命党并不信任,他当时站在袁世凯一边并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局面。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也盛情邀请张謇出任实业总长一职,张謇认为当时的局势不稳定,因而推却相邀而表示愿意在野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直到“二次革命”结束后,张謇才在熊希龄的内阁中担任农商总长,并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但是,袁世凯在帝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一心要搞实业的张謇终究难圆其梦,最终被迫辞职。

有意思的是,在袁世凯初投吴长庆军中的时候,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张謇执弟子之礼,每次写信也是尊称张謇为“夫子大人”。但随着袁世地位的不断升迁,对张謇的称谓也日渐不同,开始由尊敬有加到平视之称“仁兄”,令张謇感到啼笑皆非,心里很不痛快。

中国传统的道德,“一日为师,终生为师”,张謇随后便在给袁世凯的回信中调侃道:“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

张謇雕塑

袁世凯在宣布帝制后,他自己也觉得在原来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于是便制定了“旧侣、故友、耆硕”等名分,用来安排他的那些老朋友。譬如张謇,当时便是袁世凯亲封的“嵩山四友”之一(其余三人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

尽管袁皇上给予了“嵩山四友”免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并许以优厚年金(年薪二万银元)等待遇,但张謇对此并不领情,随后他便离京南下,回老家南通搞他的“实业救国”去了。

孔老夫子曾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学问人未必是君子,但像袁世凯这样连学问也不肯去做的,大抵是做不成君子的。不过,君子有德有才如张謇者,时运不济,也未必能成事;而小人无德有才,反倒会顺风顺水,前途无限。这说来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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