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提议胡适参选总统 意见遭党内否决

1948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蒋介石曾拟退出竞选，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

李宗仁首倡胡适参选

第一个建议胡适竞选总统的是李宗仁。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6年9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国民党决定于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后，他准备竞选副总统，其想法是“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他曾对黄绍竑说：“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内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做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

1948年1月，李宗仁率先成立竞选办事处，并于8日在北平召开外籍记者招待会，透露确有竞选副总统之意。

1月11日晨，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致函李宗仁，鼓励他参加竞选。13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题为《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其中提到胡适的名字。14日，李宗仁复函胡适，告以《新生报》所登通讯，并说：

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体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蒋介石与胡适

胡适收到信后，只将有关报纸剪存，并未动心。

在南京的蒋介石15日就得知北平李、胡之间的通信。当日日记云：“李宗仁自动竞选副总统而要求胡适竞选大总统，其用心可知，但余反因此而自慰，以为无上之佳音。只要能有人愿负责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协助其成功，务使我人民与部下皆能安心服务，勿为共匪乘机扩大叛乱则幸矣。”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关于胡适竞选一事的最初记载。

军统两封情报促蒋深思

就在李宗仁建议胡适参加竞选总统之际，军统送呈的两封电报促使蒋介石就此问题作进一步思考。

一封情报是军统局次长郑介民的报告。该报告称：1月13日晨，《大公报》的胡霖通过电话请求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谈话，司徒当即邀胡于当日中午至大使馆午餐。午餐时，胡霖自称代表上海文化教育界、银行界、商界，约六十余人建议：“值兹全盘混乱，局势动荡之时，同人等不愿共产党成功，但因目睹政府环境恶劣，拟请蒋主席下野，以六个月为期，在此期内，政府由张岳军负责支撑，未识大使意见如何？”司徒答称：“此事须本人请示美国政府，并请将此项意见用书面写出，俾作根据。至本人私人意见，蒋主席断不能下野，下野则全国必混乱不可收拾。”谈话时，傅泾波在座。14日，傅将谈话情况面告郑介民。郑即将有关情况向蒋汇报。

对此，蒋介石极为愤恨。他在日记中大骂胡霖“本阴险政客，万不料其卑劣无耻至此，是诚洋奴成性，不知国家为何物”！由此，他进一步指责一般知识分子和名流严重丧失“民族自信心”，“均以洋人为神圣，国事皆以外国态度为转移。”不过，他并不准备妥协，日记云：“若不积极奋斗，何以保种与立国也！对于此种阴谋，惟有置之不理，以不值一笑视之！” 19日晚，蒋介石思前想后，不能成眠。第二天，继续思考，认为胡霖等人的行为是“告洋状”，其目的在于“急欲推倒中央政府以为其自保地步”，进而想到文武官吏普遍悲观、消沉，没有人相信他的必可“平定匪乱”的保证，在日记中愤愤地写下了“殊为可痛”四字。

另一封情报是1月13日军统上海站的密函，该函报告称：美政府有力人士正酝酿一项希望蒋介石“让位”的运动，其理由为：1、蒋介石本有三张牌，即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现在三张牌均已出尽，但“政府之贪污无能，更有加无已”，“故中国今后如不有改辕易辙、大事更张之办法，实难有改进复兴之望。”2、蒋介石主政二十年，“思想陈旧、性复固执，且极易受人之包围，不能发挥有效之力量”，“故中国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责任，实应由蒋主席负之”。

这一封情报向蒋介石传达的信息是：美国人对蒋介石严重不满，准备“换马”。这对蒋介石不能不是严重的刺激，也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194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提出，拟作“让贤选能”的准备，在国民大会召开时，本人不加入竞选，“交出政权”，推出国内“无党派名流”为“大总统”，自己暂任参谋总长，以协助继任者。这一则《反省录》显然是在得知美国准备“换马”之后的对策。他准备让出总统名位，改任参谋总长，以便牢牢掌握所有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军权，继续指挥“剿共”。

庐山决策：“推胡适以自代”

尽管蒋介石认为胡霖等人的行为“不值一笑”，然而事实上，他不能不重视。2月10日为农历戊子年除夕，蒋介石和宋美龄于8日相偕赴庐山休息。这时，上海接连发生同济大学学生围打市长吴国祯，舞女千人捣毁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新申纱厂工人罢工等群体性事件，使蒋介石痛感“事业日艰，经济困窘，社会不安”，尤其使他揪心的是百姓和干部“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

上庐山之后，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巨大困难又摆到了他面前。2月18日，蒋介石接到顾维钧和新近赴美的中国技术团团长贝祖诒的电报，得知美国总统杜鲁门已向国会提交五亿七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华法案，其中五亿一千万元用于购运必需物资，减轻日趋严重的经济形势，其余六千万元用于恢复运输、燃料、电力及输出工业。19日，司徒雷登为此发表声明(《告中国人民书》)，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国民党的统治提出了多方面的批评，如“把他们政党和他们个人利益置于受难人民的利益之上”，“对于他们的党抱着非常狂妄的忠诚，绝不容忍其他一切的政治信仰，他们所用的方法非常残忍”，并且含蓄地批评国民党的“极权制度”，“有独立思想的人，不是屈服于思想统制，就是被迅速清除”。这些尖锐批评使蒋介石如芒在背。20日，蒋介石日记云：“闻美大使司徒昨日因其援华借款提交国会而又发表其侮华、背理、荒唐之宣言，可痛极矣。”

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战场接连失败，使蒋介石极度焦虑不安。前线兵力不足，连子弹都极感匮乏，蒋介石固然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更需要的是美国的军事，特别是军火援助。美国国会议员中如周以德等人就主张以援助军火为急务，但马歇尔就是不同意，要蒋介石用外汇购买，使他极为恼火。

2月26日，蒋介石接到张群电话，告以上海谣传蒋介石在庐山被刺，继而谣传蒋介石辞职，“人心惶惑，物价飞涨，美钞一元已涨至法币30万元。”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和宋美龄游览庐山名胜观音桥，途中做出决定：

今日形势，对外关系，只有推胡适以自代，则美援可无迟滞之借口。党内自必反对，但必设法成全，以为救国之出路。

这段文字记载于蒋氏《事略稿本》，将蒋介石推荐胡适参加总统竞选的目的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赢取美国好感，改变美国人的印象，以便在获取美援的过程中少一点阻碍和困难。

蒋介石拟退任行政院长，掌握军政实权

1946年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采取内阁制，规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对立法院负责”。至于总统，虽位居“元首”，对外代表国家，但只是“虚位”，对其权力有若干限制。这些限制，自然为酷爱集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所不愿、不喜。

蒋介石决定推荐胡适竞选总统，担任“虚位”元首的同时，仍在为自己当选总统做准备。

3月20日，蒋介石约集陈立夫、陈布雷等人开会，“指示国大代表资格与宪法及授权总统案之方针，分别与各方接谈。”其中的“授权总统案”，结合后来张群等在国大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显然其目的在于扩大总统权力，也说明蒋介石并不想真正让出权力，其内心深处，还是准备自己当总统。

3月26日，蒋经国上书蒋介石，声称蒋出任总统，已经是一件“极其自然”之事，但本人仔细考虑之后，认为蒋以“谦辞总统，退任行政院长”最为适宜。其理由有三点：第一，足以表示在共乱未平前，对国家政治之负责精神。第二，足以表示对全国拥戴出任总统之谦让精神。第三，可以避免行宪初期五院间之纠纷。

蒋经国估计，由于“全国民意均一致拥戴”，蒋介石一定会当选总统，主张蒋在当选后“谦辞”，退任行政院长，而另以一德高望重之元老出任总统。他解释说：“如能在行宪初期，大人出长行政院，使五院之间有一中心，不独可避免五院间之纠纷，并足为行政、立法之间树一良好基础，永奠国家政治之安定。”

孙中山提倡“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种权力互相制衡，蒋介石早就认为，五院制乃总统集权制之下方得实行，否则未得五权分立之效，而反生五院牵制纠纷之病。蒋经国之所以劝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其意在于使蒋成为“五院”的“中心”，仍收“总统集权制”之效。

蒋介石最初的想法是，如胡适竞选总统成功，他自己出任“参谋总长”，掌握军权;读到蒋经国的信以后，他的想法变为改任“行政院长”，掌握包括军权在内的全部行政权力了。

蒋介石请胡适出来竞选

蒋经国上书之后，蒋介石继续思考“总统、副总统的人选”问题。其3月27日所书《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第8条为：“不任总统之影响与国家利害之研究”;第9条为：“胡适任总统之利弊”。说明他仍有某种犹豫。

29日，国民大会开幕。30日，蒋介石约王世杰谈话，坦率说明：在现行宪法之下，自己如担任总统，将会受到很大的束缚，不能发挥能力，戡乱工作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蒋要王向参加大会的胡适传话——本人“极愿退让”，不竞选总统，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自己愿任行政院长，“负责辅佐”。

胡适听了王世杰的传话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他并表示：“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王世杰就此鼓励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当日在日记中写道：“但我实无此勇气。”

第二天，胡适与王世杰、周鲠生谈了三个小时，仍觉“没有自信心”。当晚8点1刻，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表示“接受”。他要王转告蒋介石：第一，请蒋考虑更适合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蒋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 4月1日晚，胡适往见王世杰，声称“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他说：“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国民党长期实行党治，以党治国，推行一党专政，因此，以国民党党魁担任国家元首是常规，至少，也必须是国民党员。现在，拟由无党派人士竞选并担任总统，自然是对于“一党专政”制度的局部修正。胡适之所以肯定蒋介石的建议是“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其原因即在此。

3月31日上午，蒋介石继续研究推举胡适为总统的“得失”及其与“国家之利害、革命之成败”的关系，日记自称在做了“彻底考虑”之后，“乃下决心”。当晚，蒋介石得知胡适接受推选，很高兴，立即召见陈布雷，详述旨意与决心，命陈先行告知戴季陶与吴稚晖二人，不要反对。他说：“此乃党国最大事件，余之决定必多人反对，但自信其非贯彻此一主张无法建国，而且剿匪、革命亦难成功也。”

次日，陈布雷来报：戴季陶主张总统不得退让，“否则国基、民心全盘皆乱”;吴稚晖则赞同蒋的主张。蒋介石当晚与戴季陶约谈1小时多，终于将戴说服。

提议胡适竞选，蒋介石意见遭党内否决

4月4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副总统提名问题。蒋在会上宣称自己已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最好由本党提出一党外人士为候选人。此候选人应具备下列条件：1、富有民主精神。2、对中国之历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3、对宪法能全力拥护，并忠心实行。4、对国际问题、国际大势，有深切之了解及研究。5、忠于国家，富于民族思想。

这5条几乎是按照胡适的情况量身订做的。蒋介石接着声称：这是他数月以来深思熟虑，基于革命形势所得出的结论。“今日宜以党国为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以达成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为民主宪政奋斗之本旨。”

当日，除吴稚晖、罗家伦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不赞成蒋的意见。会议一直开到晚上7点，蒋介石再次发言，警告称：全会如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则“剿匪”不能成功，本党且将于二年之内蹈袭民国二年整个失败的悲惨命运。会议仍然无人响应蒋的意见，不得已，决定将此案移交中常会讨论，做出决定后再向全会报告。

4月5日晨，蒋介石先后约陈布雷、白崇禧、张群等人谈话，商谈总统候选人人选。蒋特别要张群在中常会上“作最后之奋斗”。当日中常会开会时，争论激烈，张道藩、谷正纲和与CC系有关系的常委主张蒋继续做总统。张道藩声泪俱下地表示：“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坚决服从总裁指示，只有这件事情不能服从。”张群则发言称：“总裁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提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选总统候选人的。”会议因而决议，推张群、陈布雷、陈立夫三人于中午向蒋征询意见。

下午，陈布雷向会议汇报称：如果能提出一套补救办法，则总裁仍愿出任总统候选人。王宠惠当即提出，避开宪法的有关规定，赋予总统在特定时期的紧急处分权力。陈布雷随即提出一份“决议文”，宣称根据“国家当前的形势，正迫切需要总统的继续领导”，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增加“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

当日中午，蒋介石即嘱咐王世杰往见胡适，告以情况，前议作罢。日记云：“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为余一生对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之外，并无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余之要求为总统候选人之经过也，故于其并无所损耳。” 8日，蒋介石邀胡适吃晚饭，再次致歉。他告诉胡适：“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适对蒋称：“党的高级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蒋介石一再要胡适组织政党，胡适答以“我不配组党”，建议蒋将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

4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向六届临时中央全会提出《研究报告书》，推荐蒋介石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会议决定，拥蒋参加竞选，但党不提名，国民党党员中的国大代表可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同日，国民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其后，吴稚晖、于右任、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王云五等一百余人发起，共1489人联署，推荐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至此，蒋介石的参选已成定局。

蒋介石当选总统，权力不受宪法限制

竞选在即，蒋介石对扩大总统权力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极为重视。4月9日，蒋介石亲自找民社党领袖张君劢谈话，要他支持。张犹豫，蒋即答应给民社党以经济协助。16日，国民大会召开“临时条款”审查会，讨论终日，青年党强烈反对，迫使蒋介石两次召见该党党魁曾琦，“好言婉劝，百端忍受”，一直谈到深夜10时，才得到曾琦的“半诺”。

4月18日，国民大会公告，以蒋介石、居正为总统候选人。同日，国民大会开会，讨论莫德惠等1202人提议制定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时，可以“紧急处分”。这样，总统的权力就不受宪法相关条款的限制，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蒋介石日记称，讨论时：“情绪之紧张已达极点，幸事前布置，反对最烈者或以余在座，皆略申其意，未作激辩，卒至12时1刻，三读会通过，国大最大功用已经完成矣！”

19日，蒋介石在出席代表2734人中以2430票当选，居正因蒋事先作了安排，得269票，没有全失体面。

蒋介石推出胡适竞选总统，本意之一在于做给美国人看。但司徒雷登很快就看出其中的门道来了。4月6日，司徒向马歇尔报告，认为这是“一个巧妙的政治手段”，其后果是“确定了他的总统的地位，获得了国民党内对他的领导的拥护，扩大了他的权威”。

在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司徒雷登立即看出了这一条款将“给予总统以实际上无限权力”。4月23日，在蒋介石被选举为总统之后的第4天，他向马歇尔报告说：

他坚持着一种摧毁他自己的目的的政策。我相信他不是为了自私的动机而求独裁的政权，但坚持这样做是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国家。在他领导之下，事情越是恶化，他越是感到必须负起整个的重担。

不管蒋介石怎样企图为国民党政权装点民主的花饰，司徒雷登的失望之情与日俱增。在他眼里，蒋介石所追求的是扩大权力，国民党不是在走向民主，而是在进一步走向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