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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与他的大臣 以及大臣与大臣之间关系如何?

2017-02-19 20:59:26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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