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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文件揭日本如何反思二战?检讨外交致命失误

2017-04-29 09:59:45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战后,日本政府启动秘密调研,检讨日本二战外交的致命失误 1951年,据时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吉田茂的指令,日本外务省启动了一项秘密调研,

战后,日本政府启动秘密调研,检讨日本二战外交的致命失误

1951年,据时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吉田茂的指令,日本外务省启动了一项秘密调研,旨在彻底检讨自“满洲事变”以来,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误。研究历时数月,后形成一批绝密文件,至2003年始解密公布。

这些文件,代表了日本政府在外交折冲层面,对二战败因的一种反思。鉴于中国抗战,亦主要胜在外交折冲,日本对败之反思,与中国对胜之理解,实为一事之两面。故本期短史记,拟就日本此番反思作一扼要介绍,以期能加深及修正国人对抗战的诸多认知。具体如下:

1、不该因“九一八事变”而退出国联。文件认为,即便外务省无力阻止军方的行动,也不应该让事件发展到“满洲国独立”的程度、更不应该让日本退出国联。即便国联成员国全体反对“满洲国独立”,日本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也应设法留在其中。简言之,退出国联,使日本陷于国际孤立,“成了日本和英美决裂的开端”,为其后与德、意结盟提供了路径。相反,作为敌人的苏联,稍后“不仅加入了国际联盟,还通过与欧洲的邻接各国签订各种条约,不断巩固了国际地位”。①

战后曾出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2、不该与德国缔结防共协定。文件认为,日、德缔结防共协定,从日本的立场而言,是为了牵制苏联。但因为苏联当时“在对外行使武力方面一直比较本分”,故很难让不满希特勒政权的英、法等国,对日本与德国的亲近,产生同情与理解。所以,日、德签订防共协定,“除满足了日本想摆脱国际孤立的感受以外,可以说在对外关系上没有任何益处。”

3、不该在没有任何让步准备的前提下对美交涉。1941年初开始的日美交涉,日方在关键问题(诸如日军在中国的驻留)上立场非常强硬,毫无妥协。文件认为,“现在看来,那时日本应忍痛做出让步。……真要想使日美交涉成立的话,当然应该备有接受对方主张的觉悟。另外……在这几个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使交涉成立,对日本是极为有利的。……进而言之,如没有让步的准备,最好不要尝试交涉。因为那样会使形势全面恶化。”尤其是在御前会议上已得出结论,认为对美战争,“初期能够取胜,但最终还是缺乏使敌屈服的手段”,仍选择在不让步的前提下对美交涉,下一步无疑只能是打不赢的战争了。

诸多反思中,以涉苏外交用词最为沉痛,乃至呼作“最愚蠢”

4、不该幻想将苏联拉入三国同盟。文件认为:二战爆发之初,日本采取不介入政策,本有助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但稍后政府竟一厢情愿地相信德、苏关系良好,认为与德、意缔结三国军事同盟后,能够通过德国这个“正直的中介人”,把苏联也拉入到同盟之中,太过失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开始就以四国同盟为目标,只要苏联不加入,就不缔结三国同盟。”简言之,除了帮助德国牵制美国、而使本无对日作战意图的美国陡增对日恶感之外,缔结三国同盟,“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5、不该幻想通过对苏妥协来压服英美。日本与苏联签署《日苏中立条约》,本有通过对苏妥协,以“使日美外交能朝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展开”的目的,但却未意识到,苏联之所以愿意签订中立条约,也是“为了给予日美的对抗增加刺激”。 文件认为,“历史所证明的是,日本只有和美英提携,才能够有利于展开对俄外交;与此相反,日本和英美反目,结果都是不得不屈服于俄国的威势之下。但松冈外相却试图通过向苏联妥协来压服美英,这个策略不仅徒增美英的恶感,最终结局,也不过是为斯大林所期待的日美关系的恶化作贡献而已。……只要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就注定必然会给苏联利用。”简言之,中立条约,不但促使日本军部对美态度硬化,而且使苏联“在对美英交易时居于有利的地位”,条约“所有方面都是有助于苏联的……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祸害了。”

6、不该幻想通过苏联的斡旋来终止战争。1945年6月,日本政府“决定通过苏联实现和平”,并派遣特使赴莫斯科,希望苏联担当对美英的斡旋角色。该决策主要是受军方所迫而采取。文件认为,“日本不应该给予苏联任何对日参战的机会,应迅速直接对美英通告无条件投降,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它。像依赖苏联斡旋终止战争这样的事,实为最愚蠢的政策。”“不直接或间接以美英为对手,进行和平交涉,却要求苏联这样的国家斡旋和平,这一点尤其应该予以批判。……如果在雅尔塔宣言之前向美英投降,苏联的参战,以及让苏联分享对日战争战果的事情就不会存在。”

不难看出,外务省该项调研文件,涉及对苏问题之反思,用词最为沉痛。可供参照的,是吉田茂1945年4月因反战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后的审讯供词。吉田氏声称:“无论谁怎么说,日本若不同美英交好,就决不能成为繁荣的国家。必须尽早结束对美英之战,即使战争败于美英,也决不会破坏国体,但国内如被赤化,日本就只有灭亡了。”②

注释:

①本文资料,凡未特别注明者,均引自日本外务省文件:《过去外务省的一般性失误》(1951年1月23日);《“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1951年2月28日);《日本外交的失误》(1951年4月10日)。②大谷敬二郎:《昭和宪兵史》。转引自郑毅《吉田茂政治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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