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怎样依靠苏联的援助建立起第一支枪杆子
黄埔军校开设之时只有五军械,后来蒋介石通过私人关系从石井兵工厂搞到五百枝步枪,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于1924年6月16日入学为499人,同年11月30日毕业合格者为456人,这五百步枪及第一批学员,也就成为蒋介石发家的第一笔本钱。在访问苏联期间,蒋介石将其主要精力用于考察苏联红军各兵种、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红军的编制、管理、政治工作、党代表制度等,而在后来的黄埔军校及军队建设上,蒋介石也运用了其中的部分经验,但这点并不是最重要的。对蒋介石来说,访苏的经历奠定了其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坚实基础,并为其之后的飞黄腾达打开了通衢之路。
据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回忆说,军校筹办之时,各人都认为训练期间至少一年,而蒋介石独称三个月,并说如果再延迟的话,中国可能在此期间已经亡国云云;最后,才折中为六个月。军校开办之初,蒋介石几乎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都倾注于此,从教官的选任、教学的内容,到学员的训练、校务的管理,甚至到军服的设计、校舍的卫生,无一不经蒋介石亲身的参与并决定。
蒋介石常说,“第一期学生可说是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多”,正因为如此,黄埔一期生最为蒋介石所重视,其中出人头地的比比皆是,如宋希濂、胡宗南、余程万、关麟征、蒋孝先、黄维、王耀武、郑洞国、杜聿明、孙元良、李仙洲、李默庵、范汉杰、陈明仁、钟伟、贺衷寒(以上为国)、左权、徐向前、陈赓、周士第、侯镜如、宣侠父(以上为共)等。1926年1月,在黄埔一期生毕业未及一年半,蒋介石在对后几期学员的讲话中透露:“第一期学生原只有四百六十名,但连第二、三、四期已毕业、未毕业的,今天共有五千四百四十名学生了。可是第一期学生,而今只存一百四十名,其余非死即伤。”蒋的这段话,也从侧面揭示了军功升迁的残酷性。
在经济上,黄埔军校开创之初也是极端困难的。当时廖仲恺名义上虽然是党代表,但实际任务却是为黄埔军校筹款。据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回忆说,黄埔军校开办时常无隔宿之粮,廖仲恺为了筹措米饭菜肴经费,时常要忙到深夜两点多钟才回来。有一次,廖仲恺凌晨四点才回来,他说:“我晚上在杨希闵家,等他吸完了大烟才拿到这几千元钱给我,不然,黄埔学生再过两天就无米食了”。王柏龄也说,蒋介石当时为了筹集经费,也是经常亲自出面向外借钱,有一次借来的尚是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私蓄,条件是日后加倍奉还!
当时的广东,东江一带系陈炯明势力控制,南路有军阀邓本殷,广州一带的税收则是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所把持。滇军将领范石生曾对李宗仁述及当时广州的情景:“有时我们正在烟榻上吸烟,忽然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来了’,我们便放下烟枪,走出去迎接大元帅,回到烟榻房间坐下,请问大元帅来此有何指示。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访,我们就从烟榻坐起,请他们坐下商谈。有时蒋介石也来,我们在烟榻继续抽鸦片,连坐也不坐起来的。”李宗仁听后,觉得无限心酸,但他也承认,范石生说的确系实情。当时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因政府财源无着,有时甚至无米为炊,黄埔军校之艰难,可想而知。
创业固然艰苦卓绝,但从1924年黄埔建校到1926年进行北伐前的这段时期,则是蒋介石打造自己干部队伍及发展壮大嫡系军队的关键时期,其间又主要有四大事件可圈可点,即: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军阀叛乱及第二次东征。1924年8月初,就在黄埔一期生入学不久,一艘悬挂着挪威国旗的洋轮“哈佛号”从香港驶至广州,经查,船上计有长短枪近万枝,子弹三百余万发,系广州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的。此事件发生后,这批枪械被扣,广州商团则发动罢市抗议,要求发还枪械。所幸的是,第一批苏联援助的武器在“沃罗夫斯基”号的载运下于10月7日抵达广州,计有步枪八千枝、子弹四百万发,另有野炮、山炮、轻重机枪等重武器,商团武器及实力已无足轻重,解决商团引发的危机也恰逢其时。在孙中山的命令下,大元帅府以韶山调回的三千湘军为主力,以民团及黄埔一期的第二、第三队学员为辅助,向商团武装发起了最后的猛攻。这次战斗进行得并不激烈,天未明前开战,至晚间商团即战败乞和(商人毕竟舍不得本钱)。三天后,黄埔一期的学员举行了毕业典礼。
在黄埔军校的学员陆续入校的同时,蒋介石又在江浙、安徽等地募兵(以陈果夫在上海的交易所为中转站),准备建立教导团。黄埔一期的学生毕业时,教导团也已编练成军,黄埔军校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出任团长,军事教官陈继承、顾祝同为营长,连长则由原毕业生中的队长充任,一般毕业生任排长或者班长。一个月后,教导2团成立,王柏龄出任团长,蒋鼎文、郑洞国等出任营、连长。这支武装,其骨干力量均为黄埔军校人员所组成,因而当时又被称为“校军”,这也是蒋介石亲手打造的第一支队伍,后来的军队扩张均以此为基础。这支部队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或官员,即“黄埔系”之摇篮也。
在此期间,苏联的援助至为重要。在第一批军械解了燃眉之急后,苏方又于1925年后运来第二批军械,价值56万卢布。1926年运来四批军械,第一批有日本制造的来福枪4000枝,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为苏联造来福枪9000枝,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条,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为来福枪5000枝,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除此之外,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通讯器材等。苏联援助的这些军械及器材,蒋介石拿到了大头,但在北伐之后也分出一批给其他部队,如李宗仁的第七军也曾领到过一千枝步枪和少量通讯器材。不过,苏联在北伐前后不仅给广东革命军提供过军事援助,其在北方也给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过至少同等数量的武器援助。除了军事援助之外,苏联还为广东革命政府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援助,其中光黄埔军校的办学经费可能就达到200万卢布之多,这也是黄埔军校每一期的学员从几百迅速扩展到上千的重要原因了。
1924年10月下旬,在击败商团武装之后,著名的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也就是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加伦将军,来到了广州(加伦的前任、原苏联军团长巴.安.巴甫洛夫,在当年7月赴东江前线视察时意外落水身亡)。这位不太带政治色彩的苏联军事将领,他的到来赢得了包括蒋介石、李宗仁等在内的中国将领的一致称赞,其影响与当时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称得上是并驾齐驱。除了加伦之外,苏联还派有步兵、炮兵、工兵等教练官不下百人,另有至少同等数量的苏方政治顾问,活跃在广东革命政府的各级机构中,这也给各省军阀及英、日等列强诬称广东“赤化”落下了口实。
对于苏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多方支持,蒋介石在与苏方闹翻前曾半客观半感谢的说过:“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联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革命的使命,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不错,蒋介石访苏期间不能说是满载而归,但在北伐前的这段时间里则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
黄埔军校的校门上,高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亲爱精诚”四个大字;二道门的两旁,挂着的也是蒋介石手书的“先烈之血,主义之花”对联;北校场大门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主义虽好,但都是靠鲜血与性命换来的。所谓“乱世抓枪杆”,蒋介石办军校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在三十年前,一代枭雄袁世凯也是通过编练新军打造出自己的“北洋系”,这与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黄埔系”,岂非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