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将此战称之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1938年底,受共产党部队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蒋介石考虑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
蒋介石:“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提出“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要求:全国部队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
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国民党政府向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求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出一个30多人的班子,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赴南岳。代表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后为李涛)。李涛在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官,教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如何做群众工作等课程。
1939年1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学员来自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结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连、排长等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到敌人的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
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绩糟糕
在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兵力接近100万。
然而,国民党部队的战绩却十分糟糕,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比如,中条山战役,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12。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到1943年左右,国民党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丢掉了。
1944年6月22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100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坚持在敌后的总共不过2万至3万人。数十万国军先后投降当了伪军。
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迅速扩展到10多个省;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近百万。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对于打好游击战,共产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有过论述。朱德在抗战初期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政治战争的要点,第一,在整顿内部,除去内部队员中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无论如何不会瓦解,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吃得起……政治战争的第二个要点,是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政治战争的第三个要点,是瓦解敌军。”白崇禧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然而,国、共两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的实际表现却大不相同,这一点从日军的评价中可见端倪。日军有一份评估报告称,国民党游击队有五大弱点:“(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而对共产党的评价却是:“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至1941年,方面军(才)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