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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为同治操持婚礼 瓷器耗银一万八千两

2017-06-02 03:08:48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旅顺博物馆新展“华彩争辉—旅顺博物馆藏明清官窑瓷器展”于7月25日启幕,展出的是馆藏的明清两代官窑瓷器精品65件。 烧红釉十窑九不成 既

旅顺博物馆新展“华彩争辉—旅顺博物馆藏明清官窑瓷器展”于7月25日启幕,展出的是馆藏的明清两代官窑瓷器精品65件。

烧红釉十窑九不成

既然是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地方,皇帝的喜好当然就是“中心思想”。本次展览的第一件展品是明洪武的“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展品虽然有截口不能完美示人,但仍不掩其艺术之锋芒,犹可珍也。

洪武釉里红是很难烧造的一种高温铜红釉,当时民间就有“烧红釉,十窑九不成”的说法。釉里红在明初被皇室选为宫廷用瓷,并限制民间使用,成为宫廷使用的官窑器。

皇帝以黄为尊,为什么明代还如此推崇红色?

“这是因为洪武皇帝朱元璋早年参加红巾军时把起义军的将士都以红色装饰起来,视为士兵们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做了皇帝后的朱元璋大幅采用红色和黄色对皇宫进行装饰,红色和黄色成为皇帝的特权象征。红釉、黄釉瓷成为宫廷的专用瓷,并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本次展览负责人王梅告诉记者。

青花瓷比丝绸出口的风头还要劲

本次展览展出了几件明青花,特别是一件明正德的“青花笔架”,这个时期的笔架上多书有阿拉伯文字。笔架就是放毛笔的物件,能摆上皇帝案头,说明皇上很是喜欢,可是一个皇帝为什么要用阿拉伯文字装饰的笔架?

原来,元、明时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繁荣时期,明朝初期,中国对外交往的对象主要是阿拉伯地区,双方的文化交流主题往往是通过青花瓷来完成的。

这是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作为外交礼品之一,青花瓷器在造型上大量模仿了阿拉伯世界的金属器、陶器、玻璃器等,几乎所有的新创品种,都能在阿拉伯文物中找到范本。

永乐三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扬帆远航,拉开了七下西洋的序幕,带回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青料苏麻离青。苏麻离青凝重亮丽、浓烈鲜艳的色泽,使永宣青花瓷散发着独特的异域风情;另一方面,苏麻离青含锰量较低,含铁量较高,由于含锰量低,可以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在适当的火候下,呈现出深浅不同的光泽,这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意境相契合。

黄釉器是皇家的专属定制

瓷器发展到了明中期,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单色釉的各种难关已被攻克,预示着瓷器生产最辉煌阶段的来临,特别是永乐甜白和弘治黄釉的烧造成功,极大丰富了瓷器的美学语言。

展览中就有一件明弘治黄釉盘胎质细腻,釉层肥厚,是弘治年间典型作品。黄釉是弘治时期最负盛名的品种,也是整个明代黄釉烧制最成功之作。因其釉色恬淡娇嫩,犹如鸡油般光亮,故又有“娇黄”、“鸡油黄”之称。

封建社会的唯我独尊,使颜色釉瓷蒙上神秘色彩。《明英宗实录》载,民窑“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清代,黄釉瓷器地位甚至比龙纹还要尊贵。因为此时,规制已不甚严格,像乾隆间,在民间和为王府定烧的瓷器中,五爪龙纹经常可见。“明清两代对御用瓷器挑选极其严格,进贡的官窑器不能有一点瑕疵,即便是芝麻大缩釉点。所以,御器皆要‘百选一二’。于是在烧成的御用瓷器中出现数量众多之落选品,落选御用瓷器处理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一.明洪武至嘉靖的打碎掩埋阶段;二.明隆庆至清雍正六年的存贮库房阶段;三.雍正七年及其以后的变价销售阶段。”王梅说即使可以变价销售,黄釉器都不包括在内,可见皇家对黄釉器的重视。

明代黄釉瓷器主要作为皇室祭器。入清,除了沿用明制,还主要用于陈设观赏及帝后日常的生活之需。另外,对其使用亦有严格等级之分。《国朝官史》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地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宫中器用尊卑有别,不可僭越。

“大雅斋”瓷是“老佛爷”的最爱

本次展览中有一件“大雅斋”款松石绿釉粉彩花鸟纹奓斗很是华美。奓斗的用途是置于桌旁,专门盛装肉骨鱼刺等渣滓的器皿,而引人注目的是“大雅斋”三个字,因为“大雅斋”几乎是慈禧瓷器的代名词。

大雅斋瓷器上有“天地一家春”印文。“天地一家春”本是圆明园内的一处建筑名称,西间就是供慈禧绘画习字的自用画室“大雅斋”,因此,大雅斋瓷器被看作为“大雅斋”画室烧造的慈禧太后专用瓷。

晚年的慈禧热衷追求享乐,她寝宫陈设的装饰用物及个人用品都极其讲究,其居住的每一处宫殿,几乎都有专门定烧的瓷器与之匹配。大雅斋瓷绘工精细艳丽,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慈禧太后审美艺术,同时因慈禧个人用瓷和宫廷庆典用瓷的需求刺激了已经陷入低谷的清代瓷业生产,从而对瓷业中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故此,光绪一朝被陶瓷界称为古陶瓷的中兴时期。

而展览中的“同治大婚用瓷”燕喜同和正是晚清古瓷余晖的代表之一。同治皇帝的大婚典礼仪式在慈禧太后的直接过问操持下,最为隆重奢华,所用瓷器历时三年赶制完成,耗银一万八千多两,其规模超过顺治、康熙大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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