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拿“丧事当喜事办” “仓皇出逃”后“风光归巢”
我们读清代的野史笔记,当能发现,深宫之中的慈禧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常人一样的浓厚兴趣,召对臣下,最喜询问世间百态,这固有掌权者察知下情的需要,而从人情人性上揣摸,未必全无普通人的合理欲望。
可惜清朝祖制极严,作为女性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也不能全无拘束。平定太平军之后,清王朝一时颇具中兴气象,舆论也归美于太后的主持大计,不免惹动了慈禧巡游的心思。徐凌霄、徐一士兄弟所著的《凌霄一士随笔》记载,慈禧一次曾对掌握行政权力的恭亲王说:“高宗(乾隆)六次南巡,传为盛事。予亦拟作江南之游,汝谓何如?”“恭王对以兵燹之后,疮痍未复,视乾隆时之民康物阜,不啻天渊之别。后为之不怿者久之。”从此,恭王对“嫂子”的南巡之念非常警惕,一有南方官员进京陛见,就先要打“预防针”,提醒他们,太后若问及江南情形,“务以民困未苏、景物萧条为对”。
幸乎不幸乎,恭王于1898年殁后之第三年,慈禧终于还是到宫外走了一遭,只不过不是“南巡”而是“西巡”。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按照中国人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岁在庚子。这一年,慈禧企图借助义和拳灭洋人的威风,扫除自己废光绪的障碍,引来八国联军,不得不挟光绪仓皇出逃,史称“庚子事变”。
庚子事变于国家于慈禧个人都堪称奇耻大辱。当日逃难的情形,多种笔记中都有真切记载,如率军勤王,在慈禧轿前护驾的岑春煊后来撰文回忆,“太后御蓝布衫,以红棉带束发。帝御旧葛纱袍,当盛暑流汗,胸背粘腻,蝇蚋群集,手自挥斥。从行宫监,皆徒手奔走,踵穿履破,血流沾洒。窃叹前史所述,人君出亡苦况,千载相同,不谓平日见于记载者,今乃身亲睹之。”的确,当年唐玄宗被叛军逼得从长安逃往四川,也要比这次的情形好得多了。
而乱兵溃勇不遵约束,不仅让供应为难,也潜伏着隐患,岑春煊受命整饬军纪,却几乎防不胜防,“途中溃兵益伙,有持枪追逐太后舆前者,叱之不止,反举枪对余开放。乘其一击不中,急拔刀斩于御前,宣示有众,不遵约束者,以此为例。众始肃然知畏,由是沿途安靖,无敢放肆者。”溃兵在慈禧轿前拿刀动枪,其胆大妄为诚然堪惊。但试想一下,社会秩序崩坏到如此地步,民众之命运又会如何?国家遭遇如此的大难,“肉食者”有怎样的反思?有的只是空洞的抒情。如岑春煊一路喟叹,“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中国人对这两个成语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几乎逢灾难必引,人们就在这种慨叹中享受精神胜利的快感。很少有人质疑,如果不辅之以“难从何来”的追问,所谓“多难兴邦”是不是一种滥调?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当然是不会追问的。她向臣下频频征询“雪耻”之策,似乎颇有感奋的念头,但私下一句“不意乃为帝(指光绪)所笑”的喃喃自语又泄露了天机。原来,她只是为丢了面子而羞愤,最担心的只是害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动摇。
果然苦难的刺激只有一时之效。在满足了列强的索取赔款、惩办“祸首”等条件,中外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居然下旨大赏臣下。在京主持议和的李鸿章,随她一起逃难的军机大臣,或多赐俸禄,或赏加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荣誉衔。不禁让中外人士瞠目结舌:这不仍是典型的“丧事当喜事办”的旧习吗?军机大臣瞿鸿禨尚识大体,上了一道折子,其中说:“臣顷蒙恩典,实万分不安。现当时局艰难,诸事都宜核实。恩旨一出,中外瞩目。若有幸滥,何以示天下?”意思是请老佛爷三思:在这个当口庆功赐赏,向天下传递的会是个什么信号?可是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乐得封赏的大臣们是这样,老佛爷也是这样,瞿氏之进言只不过使其个人退出了封赏的盛宴而已。
慈禧太后又回到了紫禁城,而且据清人笔记记载,虽然离京是逃难,但回宫却像巡游,“兴高采烈”,“大事铺张”,仿佛逃难中的饥寒交迫从未发生过一样。
昔人曾改杜诗名句为“国在山河破”,对掌握政权的人来说,“山河破”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国在”就好,依然能够“兴高采烈”、“大事铺张”。天下依旧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