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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温室孕育出的怪胎 一代愤青宋神宗

2017-03-02 13:08:55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千年前的北宋皇宫,刚当上皇帝的神宗兴奋地穿着全副铠甲,英姿勃勃地在祖母曹后面前走来走去:“您看我像不像一个大元帅?” 聪慧的曹后一

千年前的北宋皇宫,刚当上皇帝的神宗兴奋地穿着全副铠甲,英姿勃勃地在祖母曹后面前走来走去:“您看我像不像一个大元帅?”

聪慧的曹后一笑,明白神宗不满现状、有改革之念,这番“走秀”正是要寻求自己的支持。她的眼中充满慈爱,但言语十分冷静:“你如能永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这就像一盆冷水,泼到神宗头上。

望着怏怏走开的神宗,曹后长叹一声。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过世的仁宗。13岁当皇帝时,仁宗已喜怒哀乐不形于色、驾驭臣子于不动声色。而眼前这个20岁的天子却把什么都写在一张脸上。她不知道这样热血冲动的皇帝主导的改革,会把朝廷变成什么样子。

皇家温室孕育出怪胎

1062年,宋仁宗去世的前一年,未来的神宗赵顼还是个14岁的少年,无忧无虑地在皇宫中读书。虽然他管仁宗叫爷爷,但他的父亲赵宗实,只是仁宗的养子。

大臣们苦口婆心:养子也算儿子

但仁宗耿耿于怀,没有亲生儿子,他迟迟不愿立储。直到“包青天”包拯开口,宋仁宗才终于下了一道诏书,正式确认28岁的赵宗实为太子。

这一道圣旨,承认了赵宗实的正式地位,也等于内定了宗实独子赵顼将来的皇位。

一年后,仁宗就去世了,一直担惊受怕的赵宗实终于登基成为宋英宗。但是如同一个定律:任何一个生活在父辈光环下的第二代,注定是被人拿来比较的。所以英宗从当上皇帝第一天起,就被自己的心理压力逼疯了。勉强当政4年,两腿一蹬去见仁宗,把担子扔给了儿子。19岁的赵顼成为宋神宗。

所以宋神宗从小到大,就生活在皇家温室里。

因为老爹,他一早就注定是皇位接班人;因为爷爷,他从小就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好榜样。至于多年不立太子、做成功人物继承者的压力和阴影,都让他老爹一肩扛了。他所做的,无非是悠哉度日,好好读书,等着当皇帝。

造就一个愤青,通常需要两点:一是生活上优越,不为生计所苦的人,才有闲心去针砭时弊;二是好读书,有学问的人,才能把抱怨变成冲动的作为。一个北宋农家的儿子,就算对社会再不满,也只能在刨地时狠狠锄几下、骂几句罢了。

神宗不幸两点都具备了。这棵皇室独苗,一不走马斗鸡,二不惹事生非,一天到晚认真读书,以至于他老爹都担心他会读坏身体。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日益成为一个热血少年,有满腔抱负,恨不能破茧而出、直上凌云。

但是,在皇家的保护下,少年天子宋神宗缺乏平衡朝局的手段、循序渐进的耐心、消弭矛盾的智慧。这注定了即将开始的“熙宁变法”,将以大争议、大悲剧的姿态,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

愤青与怪才的君臣配

神宗接手的北宋王朝,从总体上看,的确存在危机。太平日子过久了,土地兼并和佃户问题十分严重,官僚机构和军队不断膨胀,所以财政吃紧。而6年之内,两次皇帝大丧,多次自然灾害,让朝廷的账本上竟然是空的。

年轻的皇帝急了。他看到一本空账,就认定全国山河一片穷。北宋的锦绣江山,在他激情的眼里,不过是摇摇欲坠。焉能不改革?

再没有政治经验,神宗此刻也知道,必须得到朝廷大臣的支持。他首先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爷爷“庆历新政”时的干将富弼。垂垂老矣的富弼,早被“新政”搭档范仲淹的倒霉下场给吓坏了,他瞪着一双浑浊的老眼,瞧了瞧这位血气方刚的皇帝,答道:“改革?陛下刚登基,应该广布德政,我希望国家二十年内不动干戈。”

神宗当场气傻了眼,既然老臣们和自己根本想不到一起,那就跳过朝廷重臣,寻觅改革之臣吧。一个备受争议的怪才映入了他的眼帘:王安石。

当时的王安石,是士大夫中的精英,改革派的灵魂,可谓天下愤青共同景仰之人。被老臣们接二连三的训斥弄得很不高兴的神宗,立刻把这位偶像抓了过来,作为改革的指导老师。

王安石说:当然要变法,只要君臣一心,不要说汉唐盛世,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这番话有如一剂强心针,神宗立刻神采飞扬,拍案而起:这才是我的知音呀!

于是,不再理会朝廷上下的反对,宋神宗于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宰相职),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先后颁行天下,“熙宁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一个人的改革悲歌

历代成功的改革,都必然有秦孝公和商鞅这种君臣绝配的影子,而神宗和王安石只能算半对。

神宗急于改革,“同一战壕中”的战友情谊,让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是空前的。王安石所推行任何改革法案,他都无条件支持。只要看看这张因反对改革而被罢黜的大臣名单,就知道神宗有多么坚决了——御史中丞吕公著、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翰林学士范镇;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名臣、富弼、文彦博这样的三朝宰辅……这张名单上,并非都是高傲守旧的贵族,相反,不少人品格卓越,政绩出众,有的甚至是要求变法的急先锋。

神宗力排众议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呢?朝廷上下,不管什么派系,都彻底和王安石划清界限。

王安石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家,但他的方案,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措施,忽视了人的因素。韩琦、司马光都劝过神宗,王安石“个性刚愎、不通人情”,这种性格并不适合拜相。当年王安石在包拯手下为官,一次宴会,包拯劝酒,王安石愣是从头到尾拒绝,幸好包拯只是一笑而过。但新法不是一杯酒,想喝就让大家陪你喝,不想喝就让满桌人都不喝。一个不懂得通融、包容、恰当和稀泥的宰相,必然会事事掣肘。

神宗也渐渐意识到了,他越是努力推行新法,越让自己和王安石陷于孤立。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已经震慑不住反对派,反而让中间派也走上坚定反对的道路。在他和王安石的手下,竟然无一可用之人。

神宗的嘴角,掠过了一抹苦笑:他们不理解我,没关系,我是为天下人的幸福而奋战的。

但这份自信在改革的第五个年头里,被彻底粉碎了——1047年,全国反对新法的声浪高涨,天旱无雨,饥荒蔓延。正当神宗心焦如焚时,宦官郑侠跪倒在地,送上一卷《流民图》,恳求神宗过目。画卷上,不是百姓安乐,而是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惨状。

狂热的坚持,绝对的自信,在这幅地狱般的画卷前崩溃了。宋神宗终于同意撤换王安石,启用韩绛、吕惠卿。但很快,神宗察觉到吕惠卿不是可以托付之人。至此,神宗不得不亲自动手,独撑变法大局。

虽然后来王安石短暂复出了半年,但可以说,从看到《流民图》的这一刻起,庙堂之高,国家之大,真正忧心于变法的,只剩下神宗这位孤独的行者了。

而直到宋神宗36岁去世,他都没法改变这个僵局——为百姓福祉的变法,遭到百姓的激烈反对;作为皇帝,他却被大臣们孤立;改革引起的争议,加剧了朝廷中的党争,他却无法压制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说,宋神宗是为了变法忧劳而死的。但他死后留下的国家,却是一个变法失败、党争纷起的国家,财政危机日益严重,百姓贫苦不堪,对西夏和土藩的军事连年失利。这一切,都和他富国强兵的心愿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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