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 古代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芝麻官”
有句话说的好“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这句话在古代官场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在古代县令是最小的官差了,大家都把县令称呼为芝麻官,可是大家千万别小看了这芝麻官,他们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
1、从一个小吏一步一步升到相位,黄霸被称为“国家栋梁”
黄霸,西汉阳夏人,史学家班固曾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
黄霸不坐轿,不骑马,骑着骡子带一个管家去上任。进入其管辖颍川地界,一路上看到逃荒要饭的百姓群一拨又一拨,他就和这些百姓聊起来,问他们为何要背井离乡?逃荒者告诉他因为他们的土地被豪强恶霸掠夺去了,无田可种,不逃荒就得饿死。黄霸说,为何不去县衙告状?逃荒者哭诉:进衙门告状,未开口先挨打,谁还敢去啊!
但在路上,也有让黄霸眼前一亮的地方。到了岭武村,满山树木葱郁青翠,牛羊在田间山边吃草,家家炊烟袅袅,一派祥和的景象。同一块土地上,竟有不同村庄,一边逃荒要饭,满目凄凉;一边安居乐业,牛欢马叫。
强烈的对比使他明白了,不是颍川“刁民”难弄,而是豪强恶霸作祟。然而,黄霸到任后先不触动和打击豪强地主,他认为打击这些人的时机尚未成熟。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事是重视农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使农民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流亡农民见有了出路,便纷纷返乡耕种。
经济上打下了一定基础后,他开始打击豪强地主、恶霸、地痞。凡证据确凿,便狠狠地打击,让他们补足拖欠国家的税款,返还强占百姓的土地、粮食、牧畜、房屋。当然,黄霸也不忘教化他们,给他们出路,让其全家老小开荒种田,自食其力。其他豪强害怕了,便老老实实上缴税收,偷偷地返还强占来的土地,黄霸也就不再追究。五年之后,颍川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了繁华富饶之地。
汉宣帝非常高兴,下诏调黄霸出任京兆尹,并赏赐他100斤黄金。他却把100斤黄金捐献给颍川郡修理河道,自己分文不留。黄霸靠他的政绩和治民教化为先的治国之道,从一个小吏一步一步升到相位,史书上称赞他“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汉宣帝也赞扬他是“贤人君子”、“国家栋梁”。
2、“芝麻官”海瑞反对贪污,“全天下的官都不行贿,难道就都不升官”
海瑞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之一。他那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和清廉正派、搏击豪强、维护百姓的行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书上记载“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海瑞的一生,确是反对贪污,反对奢侈,主张节俭。
海瑞从作教官时起,就禁止学生送礼。在浙江淳安任知县时,虽是百姓眼中的“芝麻官”,他到任后马上定下许多规矩,如均平徭役,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其中最让人敬佩的,是反对贪污。
海瑞革去了历届相传的知县常例。所谓“常例”,就是摊派在田赋上的加收,作为县官的补贴。他反对行贿,自己从来不干。有人劝他随潮流一点,他愤然道:“全天下的官都不给上官行贿,难道就都不升官?全天下的官都给上官行贿,又难道都不降官?怎么可以为了这个来葬送自己呢?”又说:“充军也罢,死罪也罢,都甘心忍受。这小偷行径,却干不得!”
照例知县进京朝觐,可以从老百姓头上摊派四五百两银以至上千两银子,以便进京行贿,京官把朝官年看成是收租年头。海瑞在淳安任上两次进京,只用了路费银四十八两,其他一概裁革。
海瑞在淳安是有名的穷知县,他“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作巡抚时,拒绝人家送礼,连多年老朋友送的人情也婉言谢绝。他做官多年,过的仍然是穷书生的日子。有一天,海瑞买了两斤肉,为母亲过生日。总督胡宗宪听到后,大为惊奇,对别人说道:“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盖笑之也。”罢官到京听调时,穿的衣服单薄破烂,吏部的熟人劝他,才置了一件新官服。祖上留下十多亩田地,除了母亲死时,朋友送一点钱添置了一点墓地外,没有买过一亩地,买过一所房子。买墓地用了一百二十两银子,也是历年官俸的积余。
海瑞从“芝麻官”做起,刚直不阿,廉洁奉公,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封疆大吏。就在海瑞死前三天,兵部送来柴火银子,一算多了七钱银子,他还让退回去。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到海瑞的住所,只见葛帏敝帐,有寒士所不堪者,为叹息泣下”。同官替他清点遗物,全部家财只有薪俸银一百五十一两(一说只有十多两),绫、绸、绢各一匹。“贫无可给棺椁,士大夫醵金以殓。士民哭公至罢市者数日,祭于涂,累数百里不绝。”
3、职级很低,甚至是未入流的“临时工”,都有了弄钱的机会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式的大官巨贪,经常创造贪腐史上的新纪录。不过,俗话说,“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小官小吏也能大贪巨贪,其贪腐的数额与其职位之悬殊,也让人惊诧结舌。
由于吏员熟悉法律条文和工作流程,能够代官理政,小官逐步成为官府中的实权派,领导不得不迁就倚仗。尤其是中央吏、户、礼、兵、刑、工等各部吏员,虽然职级很低,甚至是未入流的“临时工”,领导要么不懂审计、财务等专业知识,要么懒得去管具体的事务,审核权、批驳权落到书吏手里,就有了弄钱的机会。
嘉庆年间的书吏假印案,就是这样来的。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工部书吏王书常伙同铺户蔡泳受等假捏盛京等处修理旗台,利用伪造的工部公章,赴库领得绸缎颜料等物。吃了甜头之后,胆子更大,他们或捏造大员姓名,反复向内务府、户部支领库银。
至嘉庆十四年案发,他们共作案十四起,冒领银数共计5万余两,冒领颜料等按例价计值银19000余两,合计69000两银。按照当时一两银子值约200元人民币计算,共贪了1380万人民币,平均一次搞近100万。
区区小吏就敢在皇帝眼皮底下搞钱。晚清思想家冯桂芬曾做过一个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能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相当于现今6亿人民币)。曾做过监察御史的李慈铭说:“京城的官员大多贫困到快不能生存,而这些书吏财产过亿,衣食享用,堪比皇帝。”想来绝非夸饰之言,遥想他们的家被查抄之时,面对过亿的钱财,换作现在的钞票,烧坏几台点钞机很正常。
王书常等人的贪腐行为后来被一工头告发,嘉庆皇帝得报后,“殊为愤懑”,将涉案的小吏处斩处绞,或发往黑龙江为奴,无一遗漏。内务府大臣苏楞额、工部堂官河明阿,被小吏多次蒙骗,嘉庆认为他们“昏聩糊涂”、“直同瞽目”,直接骂他们是瞎子,将他们革职。其他相关大员,也遭到降职或黜革处分。
4、“七品芝麻官”王伸汉,为官近十年,侵吞一半救灾款
同样是嘉庆十四年,还发生了一起小官巨贪的事,即王伸汉冒赈谋杀案。这个王伸汉为陕西渭南人,监生出身,捐了个从九品,后来又捐升知县。知县是正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是个“芝麻官”。
嘉庆五年,王伸汉署睢宁知县,十一年改任盐城知县,后来山阳知县出缺,两江总督铁保奏请以王伸汉署理县事,理由是山阳县是个交通要道,“若非精明强干、熟悉河漕情形不能胜任”,称王伸汉“心地明白,办事认真……今以之调补,实属人地相宜”。显然,在上级领导的眼里,王伸汉是一个能吏。
王伸汉确实是个“能吏”——能贪的官吏。在此之前的嘉庆十三年,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首当其冲,房倒屋塌,人民流散,饿殍遮道,皇帝下诏发放救灾款。山阳县共领到救灾款九万余两银,王伸汉一面谎报灾民人数,冒领救灾款,一面缩减实发数目,克扣救灾款,一个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两,占去救灾款的近1/4。这等于说,王伸汉这一次就贪污了500万元人民币。
王伸汉贪污很有一套,将上上下下都打理得很好,给了他的直管上司淮安知府王毂一千两银好处费,实现了“利益均沾”和攻守同盟。要不是朝廷派查赈委员,新科进士李毓昌一行到灾区查视赈灾工作,发现王伸汉的冒贪行为,让王伸汉起杀人灭口之心,最终不慎留下破绽,王伸汉就能将这数万两银子吞下去。
案发之后,嘉庆帝痛恨至极,命将王伸汉斩立决。他的几个儿子成年后被发配新疆,有两个死在流放地,遗孀孤苦无依,还要缴纳罚金。
王伸汉贪污的胆子可谓大矣,一次救灾款他敢贪掉1/4。不过,还有比他更厉害的,那就是直隶宝坻县知县单幅昌。嘉庆十三年六七月间,宝坻县一带阴雨连绵,引发洪水,侵淹大量良田,灾情严重。直隶总督温承惠赶紧向朝廷奏报,嘉庆皇帝决定进行“恩施”,令温承惠上报受灾人口,以便拨款救灾。宝坻县属于重灾区,得到四万余两银的救灾款。
嘉庆十四年初,温承惠奏称,上一年宝坻县办赈“有短少赈银”现象。嘉庆遂令温承惠选派公正得力之人前往调查,结果发现:单幅昌侵贪救灾款二万余两,相当于400多万人民币。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县长侵吞国家拨给县里的救灾款的一半,岂止是贪得无厌,简直是毫无人性,置穷黎饿莩之生死不顾。
因此嘉庆听了十分震怒,先将单幅昌拟斩,继则又认为,短短数月内江苏、直隶先后发生两起侵贪赈银案,说明各省大吏对查赈之事,并未尽力尽心,决定对失察之官员进行处理。总督温承惠降为二品顶戴,布政使方畴降为三品顶戴,均革职留任。
在古代,县令这样的“芝麻官”非同小可,是“造福一方”不可或缺的官员,是整个“传送带”中的关键环节。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马周向唐太宗李世民上奏疏说:“治理天下的人要把百姓看作根本。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在于选好刺史、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