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周凭什么长期独霸天下?
西周的难题
西周令人向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留给我们一片云山雾罩。西周之后的时代,留下很多记录,拿东周来说,至少有“春秋三传”、《战国策》和《国语》这些,外加诸子丰富的言论。再往后,就更不用说了。但西周不一样,西周不是没有记录,《尚书?周书》里基本都是关于西周早期的,还有一本《逸周书》,当然《诗经》也勉强能算一部分。以这些文献为底本,司马迁凑合写了《史记?周本纪》(但很遗憾他没看过魏国史官编的《竹书纪年》)。但这些文献有两个特点,一短二散,主要的人物、事件都有提及,但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叙述。比如,“烽火戏诸侯”事件,在陈述上就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
周秦铜车马
但西周的历史并不贫瘠,它有很大一块埋在地下——青铜器上的铭文。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了一个很好的习惯,遇事时,喜欢把大致经过刻在泥范上,然后倒模浇注成青铜器。比如,谁替周王打赢了一仗,赐一个大鼎,上面就写谁在哪里大胜,俘虏了多少人、车、牛、羊和马。历史上到今天,这样留下铭文的青铜器被发掘出来的相当多,铭文也相当丰富;而且,大部分铭文都能和传世文献中的人名、事件对应上,这就给《尚书》之类古奥难懂且字数有限的文献提供了颇为充分的验证和补充。于是,有人试图利用青铜铭文结合文献,重建一部《西周史》。
然而,这种尝试有一个挺尴尬的不确定性。西周人的确留下了大量的青铜器,可还有多少长眠于地下?正当研究者依靠现有的金文材料,整理了翔实、完整的西周史事,还没来得及出版,不知哪里又挖掘出了非常重要的贵族墓地,出土了铭文丰富的精美青铜器物,就很可能对研究者的结论和判断造成致命打击。那么,作为古史研究者,我们除了要严谨对待已出土的金文文献外,免不了还要问一句:西周人哪来那么多铜原料制作青铜器呢?
大量文献也证实了周人对铜料的品味。《周礼?夏官司马》提到“东南曰扬州”时,认为该地“其利金、锡、竹箭”,这和《尚书?禹贡》描述“淮、海惟扬州”的贡赋时,将“惟金三品”置于淮河流域人群贡品的首位基本一致——这里的“金”就是铜料。
当然,贡物不是白给的,谁替周王负责征收这些铜料呢?据《逸周书?王会》记载:周成王在成周(洛邑)接受四夷贡献时,“周公旦主东方所之”。周公不但擅长“解梦”,还是成王的叔父,第一代鲁侯伯禽的父亲,成周洛邑的营建者。事实上,周公及其后裔都肩负着为周人征集南方铜料的重任。春秋时期,周公的后人鲁僖公在《诗经?泮水》说自己仍能“既克淮夷”,并提及淮夷进献的宝物——“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即大龟、象牙和南方的铜料。
现在,除了为周人掌管铜料征集的鲁人外,还知道这些原料的更下级来源——淮夷。至于铜矿的直接开采者,显然是生活在鄱阳湖平原周边的原住居民。不管怎样,周人认准了淮夷就是铜料的源头,可淮夷愿意老老实实地献上铜矿原料吗?答案是否定的。“既克淮夷”中的“克”字生动地表现了周人维持铜料的手段。这不是一个关于礼仪和朝贡的故事,慑于周人的武力,淮夷只有源源不断地献上周边地区的矿物资源。
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大量凝聚了淮夷血汗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周人与淮夷诸族间的大规模族群冲突,从周昭王、穆王时期后便屡见于西周金文,比如《录(冬戈)卣铭文》提到:“淮夷敢伐内国……”虽然,周人方面的铭文记录总是把自己描绘为正义的一方,把淮夷呈现为犯上的“叛乱者”,却从来不提淮夷叛乱的理由,而仅仅表示,淮夷们再次为自己的不轨缴纳了多少悔过的“吉金”,“大赂南金”中的“赂”字仿佛就是淮夷们屈辱的罚单。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我们或许应该明白,这些加倍的“罚金”反过来构成了淮夷下次叛乱的理由。
“六师”的妙用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淮夷?当然,越往后,周人在淮夷那里就越难讨到便宜。在西周绝大多数时间里,不管是否打得艰难,如《禹鼎铭文》所述,即使经历了“国人暴动”,可周厉王在对噩侯驭方及南淮夷、东夷的战斗时,胜利还是站在周人一边
比淮夷更能体会面对周人时那种痛苦的无助感的,就是商纣王。《周本纪》提到,当年武王和姜子牙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外加“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等西土八国面对纣王的大军时,商、周一交兵,然后,然后就没了。因为,虎贲、甲士以及八国的人力资源纣王也有,唯独差了“戎车”。戎车,就是《诗经·大明》里的“檀车煌煌,驷騵彭彭”——四匹马拉的战车。的确,有人会说,殷墟车马坑里还躺着若干辆马车呢。但考古证据已有定论,商人本身没有驯马的记录和遗迹,包括车马坑里马骨在内的商代中晚期马匹遗存,都是外来输入的。所以,殷墟车马坑里的马骨和车轱辘,很可能就是商代晚期所拥有马匹和战车的全部,基本上是从周人那里进口的。坦率地说,纣王不会没驾过马车,但要用马车交战,他还真没那么多。
不过周人还有个问题必须解决,我们都知道周天子有“六师”,比如《竹书纪年》提到,周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虽然不清楚“一师”要配备多少辆战车,但按照一辆战车四匹马的基本配置(南宋陈博良在《历代兵制》中设想西周“王畿千里,车万乘,六军递用千乘”可能太多了),常备这些部队需要保有的马匹数量就相当可观了。
而“六师”中大量用到的马匹,就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竹书纪年》记载,周厉王的父亲,周宣王的祖父夷王,就曾“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伐戎的理由是“夷王衰弱,(太原之戎)荒服不朝”,参考不贡“南金”就遭周王讨伐的淮夷,那么“获马千匹”显然不是战利品,而是直接目的了。这个“太原”不是今天的同名地点,而是宁夏固原一带,这个泾水上游高广空寒的高原,也是后来频频为宣王、幽王提供戎警的猃狁的故地。同期的《虢季子白盘铭文》提到,周夷王还命虢季子白,率军在洛河的北部击败过猃狁,不同的是,这次只有斩首五百、俘虏五十,没有获得马匹。这次事件被记录在表彰虢季子白的青铜器上而流传下来,而制作这件铜器的矿料很可能来自淮夷。
周人此时对猃狁/犬戎还保持了足够的胜率,一方面是因为周人组织有序,军队阵容庞大、兵员充足,另一方面他们控制着东亚最丰富的战略金属资源。那些源源不断流入西周腹地的青铜原料既可以被加工成赏赐诸侯,彪炳功勋的重要礼器,也可以锻造为持兵、车右之徒手中的兵器,或是马具、车具。两者的有机结合决定了此时是周人屡屡击败猃狁,并夺取了后者重要的生计资源——马匹。
周天子的事业
南求铜料,北索良马,理论上看,这的确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业。正是这种完美的运转,使得此时的周人尚能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我把这种策略概括为:以犬戎之良马胜淮夷,以东夷之利兵克犬戎。然而,胜利并不总是站在周人一边,淮夷和犬戎也不会永远都是周人随意征服的对象。
淮上之地位于东亚中纬度偏南湖、河发达的平原地带,泥沼与溪流总有一天会羁绊疲惫的马蹄和松弛的车轮。“丧六师于汉”,南征不返的昭王在生前最后的时刻,或许对此最有发言权。一旦发生“西六师”、“殷八师”同时被敌的情况,兵员和战车(战马)的损失,就会越来越紧迫地将递补需求,困扰着西周的“国人”和犬戎,并将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反射到周人自身。依靠武公的戎车击溃噩侯驭方的是周厉王,但最终被“国人暴动”推翻的也是他,有人认为是堪比虢石父的荣夷公“好利”所致,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因果逻辑存在诸多缺环。
不管怎样,解民于倒悬,还是越陷越深,是西周诸王留给子孙的难题。就在寻求解答的道路上,西周君臣渐渐动摇了自身的根基,为东亚舞台上新的主角铺设了登场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