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奇事:多少文豪官场起步是当“县公安局长”
唐宋时代,人们常将主簿与县尉并称,通呼作“簿尉”,但顺序上还是排出了前后:一个县衙门中,主簿是老三,县尉是老四。明朝开始,县尉这个职称没有了,另以典史敷充其职,老百姓在习惯上叫作“四老典”或“四爷”。此外,县令称“正堂”的话,县丞便叫“左堂”,县尉或典史便叫“右堂”,不过这又是绅士们的叫法了。
从头讲起的话,县尉是秦汉时就已确立下来的官职。紧随东汉其后,魏、蜀、吴三国的缔造者,都是县署丞尉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记,孙坚先是受朝廷除授任盐渎县丞,几年后调任盱眙县丞,又转任下邳县丞。曹操的起家是“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洛阳是京县,这种县尉有四个,曹操是分管北部治安的。据《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说,曹操“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甚至连权宦蹇硕的叔父亦不能幸免,只因犯了不许夜行的禁令,便被活活打死。皇帝周围的人看着他讨厌,又抓不到把柄中伤他,于是故意说他好话,给提升一下,撵到顿丘去当县令。刘备是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而被委派到安喜当县尉的。《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著马柳,弃官亡命”。《三国演义》把这段情节移到张飞身上,未免辱没刘备本色。“解绶”的描写,说明当时的县尉就有印绶;“初入尉廨”,又说明县尉也有独自的衙署;至于杖杀权宦叔父的行迹,就更说明两汉时小小县尉的威风了。
隋唐时代,县尉的职掌依然承袭汉晋,还是主管一县治安。长安有四尉,大县有二尉,其他县则一县一尉。可是曹操的那等威风,这会儿全没了,品秩则每况愈下,京县尉是从八品下,下县尉是从九品下,比主簿更卑微,挤到了九品十八级的最低层。
前已有述,簿尉品秩虽微,然科第出身之士人初入仕途,仍须由此而进。有唐一代,几多名人,都有当县尉的经历。比如白居易登第后,曾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多少得意,可是他曾经去当县尉;此外像柳宗元当蓝田县尉,贾岛当长江县尉,温庭筠当随州县尉等,皆属此类。现在想想,那么多大文豪都一个个坐在小县城的“警察局长”位置上,成天忙着去执行捕盗抓匪的事,未免有些滑稽,可这在古代却是极正常的现象。宋朝的制度,也因袭唐朝,宗泽的仕途便以馆陶县尉起家,专门带着人抓逃兵;还有那位权相蔡京,亦是从钱塘县尉做起,《夷坚志》上还记有他带人去阳村巡捕的故事。
历史上发生过的宋江起义,在《水浒传》里被渲染得轰轰烈烈,但不少史料都说明曾有一个小小的县尉做过起义军的劲敌。如葛胜仲《丹阳集》里有篇《承议郎王公墓志铭》,记曰:“公王氏,讳登,……男长曰师醇,次曰师心,……其后师心为海州沭阳县尉,遇京东剧贼数千人浮海来寇,公适就养在邑,命引兵追击境上,馘渠酋数十人,降其余众,一道赖以安堵。”“京东剧贼”是什么人呢?又有汪应辰《文定集》中的《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可以参证:“公讳师心。……登政和八年进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沭阳县尉。时承平久,郡县无备,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京东,径趋沭阳。公独引兵追击于境上,败之,贼遁去。”类似王师心这种以县尉职守“御盗”的事例,还可以从宋代史料中找出很多。如《宋会要》记政和五年时,“叙州南溪县尉张钧躬亲率领保正等,捕获放水强盗贼人软落亨等同伙一十五人”;《东都事略》记方腊起义时,缙云县尉詹良臣曾率弓兵前往镇压。
元朝时县尉官职依然存在,官廨称巡尉司,但同时又有了典史这种官称。从明朝起,县尉被取消了,原先的职掌大致被剖成两个部分,大抵狱囚警逻等归典史主管,还有些巡防、弹压、捕盗等事务,酌情分归巡检。清朝沿袭了明制,也是每个州县设典史一员,但又于分管范围外,常常充任县衙门里的事务官角色,故而又被叫作吏目。吏目是吏胥的头儿,又是官员行列的尾巴。尤其令人注目的变化是,明清时代的典史品秩更低下,连九品十八级中最后一级也没巴结上,这叫“未入流”。不过“未入流”也还是官身,而且依循它前身是县尉的旧观念,通常也可以升转,也可能有代理主簿、县丞甚至是知县职务的机会。吴伟业著《鹿樵纪闻》,述明末清兵下江南史实,谓江阴典史阎应元以防御海贼顾三麻有功,升做英德县主簿。还没来得及赴任,清军把江阴县围住了,这时候县衙门里负实际责任的,是刚刚接任的典史陈明遇。陈明遇再特意把阎应元请回衙门,由绅民共推为代理县令,领导了悲壮的江阴守城战。和过去的县尉当由朝廷委派一样,典史仍由吏部除授,阎应元是北通州人,却被派到南方来当这个“未入流”。
在明清史上,阎应元是典史辈中较出名的一位,后来江阴人还为他修了阎典史祠。而清人李宝嘉所著《官场现形记》里,则塑造了几个文学形象的典史,对读者们了解典史是怎样搞钱肥私的,倒很有些认识价值。那位在全书开场不久便亮相的钱伯芳钱典史,据他妹夫王乡绅向王孝廉介绍,“虽然只做得一任,任上的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你们一进城,看见那一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论大小,总要像他这样,这官才不算白做。”王孝廉听说钱典史会通路子,便问“既然有路子,为什么不过班做知县,到底是正印”。岂知钱典史也有个理论——“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亲,实事求是。”
会不会“做”典史的真诀,算是被他点到要害了。明清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云:“要钱典史,不要钱御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总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