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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袁绍输在哪儿?与曹操何关

2016-11-17 16:23:27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当袁绍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

当袁绍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孔融:“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拿曹操与袁绍在沟通方式上做个比较。曹操会将一个议题透过众议的方式让大家相互讨论辩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详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气、静下心、深藏于心,反复掂量与权衡。此外,曹操颇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容纳“刚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满宠、刘晔、吕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从无相互谗害。

袁绍的沟通模式是随机性的个别征询,而不是众议。在这种模式的暗示下,部属只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类似于打小报告,使得部属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而袁绍本人既是个“有选择的倾听者”(只听他喜欢听的),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时结果来加罪于人的冲动型领导。

这种权术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坏。使得部属产生了“我只向老板负责”、“只要老板满意就行,别人无所谓”的意识和心理契约。

久而久之,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当意见被采纳,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而非团体的决策)成功,或谎报成功。万一失败,就想法子嫁祸于人。如果老板采纳了别人的意见,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等着看别人出洋相。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自然形成了袁氏虚矫不实的政治生态,以至败局无可挽救。权术中的激励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话可以动人心,让人死心塌地效命驱驰。而善于包容,则是领导权术里的德行体现(注意,并非个人德行),舍人小过,图己大业,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

在官渡之战桥段里,有几个情节值得提出来说说。关羽杀了颜良,沮授稍加挑拨,袁绍便迁怒于刘备:“汝弟斩吾爱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待刘备一番巧言解释,袁绍反过来又责备沮授:“误听汝言,险杀好人。”作为一个领导人,批评下属不该是这样的,刘备到底是个外人,怎么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让下属难看?权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难怪沮授一出来就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托疾不出议事。

等到关羽杀了文丑,郭图、审配又站出来质疑刘备的“佯推不知”,袁绍又大怒要杀刘备。当刘备为活命提出愿意让关羽来辅佐袁绍时,袁绍的表现再次让我大跌眼镜。他先喝退左右(郭图、审配等人):“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后又大喜曰:“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矣!”这两句话,前者伤谋士之心,后者失将士之心,权术使用之想当然、领导德行彰显之凉薄,已然到了极致。可以说,袁绍的领导形象,此时轰然倒塌。

而曹操恰恰相反,他不光依“事功”来奖罚,且能重赏提反对意见的人。207年,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劝谏,出塞远征乌桓部族。结果虽取胜,却也吃了不少苦头。回到基地后,他便赏赐曾劝阻过他的人,承认自己只是侥幸成功,不足为法,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见不被采纳而不敢建言。

意见不被采纳都能得到奖赏,因此大家都能勇于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久而久之,曹营中一旦形成决议,就再没有第二种声音或阳奉阴违,而能向一致的目标去努力。不能不承认,曹操是个能让追随者愉悦工作的领导人,靠的正是激励机制与领导德行,这是驭人最基本的两个要素。

而袁绍则差得远了,假设一下,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稍加实践,那么官渡之战的结局,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了。权术如用兵,兵无常势,贵在应变。要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才能够成就大业。领导人对待下属或民众,要适时酌情的予以安抚,在讲明原则、制度和法律之后,不妨推己及人,多重民情,情真意切,民心必归。

不是吗?官爱民,民桓爱之。这才是维稳致胜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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