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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天津教案的危害 八国联军差点提前进京

2016-11-10 10:37:31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天津教案”的严峻性,清末人已有所认识,一本晚清笔记的作者就曾感叹,如果此案当时处理不当,庚子年中的“八国联军”侵华就会提前上演。

“天津教案”的严峻性,清末人已有所认识,一本晚清笔记的作者就曾感叹,如果此案当时处理不当,庚子年中的“八国联军”侵华就会提前上演。

此案的过程大致如是: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境内屡屡发生用迷药诱拐儿童的案件,不久民团组织拿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嫌疑犯,武兰珍供称,迷药来自法国教堂的杂役王三。当时清朝负责北方沿海开放口岸通商、外交事务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其衙门设在天津。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衙门,要求教堂交出嫌犯对质。这时候,天津街上已聚集了不少愤怒的群众,各种说法不胫而走,人情汹汹。丰大业为人之骄横傲慢,英国在华的一些外交人员都啧有烦言,其在中国人面前气焰更盛,一言不合,于崇厚衙门里居然拔出枪来,三口通商大臣慌忙躲避。丰大业?忿然离开衙门,恰好遇上天津知县刘杰,二人为迷拐案争吵了起来,丰大业开枪击之,打死了护卫知县的家丁。此举激怒了本就愤愤不平的围观民众,大家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随从群殴至死,余恨未消,又焚毁了法国教堂,教堂中十名修女、两名牧师在冲突中死亡。事态进一步扩大,四座英、美教堂成为池鱼之殃,被天津民众捣毁,3个俄国商人也丢掉了性命。

教案发生后,外国炮舰迅速开至天津示威,同时七个国家的公使联名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与洋教有关而酝巨案,早有前兆。天津教案发生前,民众与洋教的冲突在神州大地早已此起彼伏。1861年,山西传教士不许入教的中国百姓出资参加传统的摊派演戏酬神活动,引起了绅民不满。山西巡抚向总理衙门报告:“该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摊派,且斥不奉教者为异端,是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为两类。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不肯相下”;1862年,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相继发生群众焚毁教堂、育婴堂事件……

与上述事件相比,天津教案不仅牵涉国家多,死伤人众,而且有失控的危险,外国人的反应也更为激烈。但这种比较只是规模和冲突烈度的差距,而就其性质而言,均属于不同文明在文化惰性的驱使下,相遇却不愿沟通所结下的果实。洋教士视中国人演戏酬神为“异端”,和中国人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育婴堂,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谣言的飞速传播,加上社会异动力量如会党分子的推波助澜,使中国人对异质文明的隔膜和误解更深而已。

天津教案之处理于清政府真如利剑头悬。一方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已充分领教了坚船利炮的利害,现在多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不容他们有丝毫闪失。另一方面,民间对教堂乃至洋人的愤怒情绪,既不失正义,又未必不是统治者眼里可以倚重的力量。清廷很清楚,如果对内蛮横打压,对外一味曲从,那等于损伤“民气”,失掉“民心”,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教案起,总理衙门向高级官员征求意见,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

清政府善后的进退两难在崇厚身上已有显露。据著名洋务派官僚黎庶昌所记,这位满洲贵族“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清政府只好让崇厚出国避开风头,另择人办理教案。

清政府另选的人就是黎庶昌的老师,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平定太平军的曾国藩声望正隆,但此时已经抱病,这从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的上谕中显露无遗,同时也说明,在清廷最高统治者心目中,实在也找不出比曾更适当的人选。曾国藩的态度呢?他儿子,即著名外交家曾纪泽后来回忆,“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平情而论,大概也不算太夸张。

曾国藩到底老谋深算,二十五日领命,二十九日他即回奏:武兰珍所供之王三,业经庾获,必须讯取确供;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系确有证据?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从此两层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外之心。

曾国藩看得很清楚,要对外国人和本国民众都有所交待,首要的问题,就是查清真相。而真相的要害,则在于拨开笼罩在育婴堂上的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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