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兵器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冷兵器演化的三个阶段
冷兵器的发展历史
人类社会的发展初期,工具和兵器是不可分的,随着社会的复杂化以及工艺的进步,工具很自然地因用途的不同而有了形形色色的改变,兵器于是在此时产生了较为明确的定义;它与猎具、工具所不同的是:兵器专门意指人与人武力斗争的器具,扮演着令人又敬又怕的矛盾角色,千载之下,常生“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感叹。到目前为止,人类似乎仍脱离不了战争,古代的刀剑却已然脱离了战场(军用刀除外),尽管如此,与生俱来的狩猎本能,仍使我们对刀剑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感情,或许,这也是尊崇古人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吧,促使我们不时回顾,并从中得到启发。为了与后来的枪炮火箭等产生热能的火器有所区分,一般将兵器分为分热兵器和冷兵器两种,本文只针对冷兵器-特别是刀和剑的部份来加以简单的介绍,并将中国古代刀剑的发展大略区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
殷商之前,由于使料及实物的缺乏,我们对当时的战争型态与兵器的运用方式仍少有了解,因此直至目前为止的研究一般均以殷商为起点,并将我国早期的战争型态分为车战、步战与骑战三个过程,春秋中期之前以车战为主,战国时期则以步战代之,秦至汉初逐渐转为以骑兵主导战场;从对战争型态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刀剑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对刀剑的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商朝的步兵单位采十进位制,称“什”(战车甲士则以三人为一单位),此制延续至周初,之后以五人为一基本的编制单位,称“伍”,每五个“伍”(即二十五人)形成一个方阵,称“两”,“两”即是最基本的战术编组,在每一伍中,成员彼此熟悉,平时一起下田劳动,战时互相呼应支援,这是生死与共的紧密关系,也形成了军队牢不可破的基础。伍并不单凭个人的技艺或体能,它是一个组织化的武装力量,个人发挥手中兵器的最大效能,而达到最高的整体战力;按“司马法”所言:“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短兵在前,长兵在后,分别是:戈手、戟手、矛手、殳手、弓手,其中戈和戟、矛和殳是可以互换的,前四人所持的兵器足以互相支援,戈最短而殳最长,最后的弓手以前四人为纵深,可以不断地以箭射远,同时指挥全伍,这些步卒根据现有的战国图案,是都佩有铜剑的,可在近身肉搏时用以刺杀敌人。
青铜的使用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人类进入了青铜器时期,在中国也不例外;由于铜加入了铅和锡之后形成青铜合金,硬度高而熔点低,容易加工,逐渐取代了石器,人类的工具从此进入以金属为主要素材的阶段。依据<考工记>的记载,战国时期的工匠以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能充分的掌握冶炼青铜的技术,按照器具不同的用途,合金中的铜与铅、锡比例也有所不同,“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齐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齐金而锡居二,谓之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斧斤、戈戟要求一定的硬度与韧度,而大刃则硬度更高,但韧度稍差一些,上所提出的比例,经过现代科学的验证,是相当正确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青铜器氧化后常常在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氧化层,对器体反倒有保护的功用,虽经千年的埋藏,仍大致完好;而铁器除了极少数经过表面处理的,往往锈蚀殆尽,使得我们在考证出土的文物时相当困难,这是如今对唐宋兵器的了解远不如战国兵器的原因。
青铜刀剑发展
青铜的特点是硬而脆,利切削而不利砍劈,从出土的实物中可以证明早期已有短的削刀,造型颇为原始,单刃曲背,若作为攻击性武器的话,恐怕稍嫌单薄脆弱了些,事实上,当时的刀作为切削工具的作用可能还大于护身,真正作为兵器的,应该是长于刺击的剑。早期的青铜剑约在商朝即已大致成形,最初仅长十余公分,直脊双刃,剑身扁阔,柄以木片夹束,亦无剑格,而后发展出固定的形制,除了两段收束的剑身外,并有了格、茎、箍、首的完整握柄,长度在四十公分之内,剑柄以丝麻筋皮等物缠绕,方便持握,主要以木作鞘;在未来的千年间,这种剑的造型逐步迈向成熟,并作为步兵的基本武器而活跃于战场上。青铜剑的盛行与中国古代战争的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商代到春秋之时,正式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接战的范围、回旋的空间较大,因此战车上的“士”较常用的武是戈或矛,剑只在近战或肉搏时使用,而剑能刺能砍、两面开刃的特点以当时的条件来说,的确具有优势,随着锻冶技术的发展,剑的长度逐渐增长到五、六十公分,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
吴越的名剑
春秋时期,互为世仇的吴越两国却同以铸剑精良闻名于当世,我们由现存的实物可以充分证明此点,其技术之精湛、工艺之华美,可称举世无匹,尤其是剑身的表面处理,不但具有神秘华丽的花纹,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寒光四射、锋锐如新,这种处理技术至今仍然是个谜。此时,钢铁制的兵器也登上了舞台,或许对于青铜兵器的锻冶技术已累积了足够的知识,又或许摺叠钢的技术本来就承袭自打造青铜兵器的经验,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钢铁兵器,其水准的确领先了全世界一大截,著名的铸剑大师如:欧冶子、干将等人,炼就一批千古名剑:干将、莫邪、湛卢、巨阙、纯钩、龙渊、太阿、工布、鱼肠等,即使实物不存,它们的赫赫威名仍令我们心驰神往;‘吴越春秋’中记载薛烛评纯钩剑:“光乎如屈阳之华,沉沉如如芙蓉始生于湖,其文如列星之行,其光如水之溢塘,”此外,太阿剑“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工布剑“文若流水不绝”,以及:龟文、缦理、列星、溢水、冰释、高山、深渊、水波、珠衽、流泉等等形容,均是指剑身上的摺叠花纹而言,当我们看到古代刀剑上的花纹时,才能体会古人所言实非虚语。
秦朝的长剑
战国后期的秦国已经是青铜剑、铁剑并用,同时剑的型制也有变化,长度曾加到一百公分左右,剑身狭长,表面经过仔细地研磨,并有一曾铬盐氧化物,显现着乌黑的光泽,能防蚀防锈,陕西秦墓出土的诸多长剑几乎有如新制,而其他兵器如:铍、矛、殳、镞等也都是应用此法。这种长度的青铜剑在以往是不可想像的,由于青铜硬而脆的性质,过长的剑极易折断,因此剑的长度历来是受到限制的,秦代的长剑硬度一如经过处理的中碳钢,却能具有这种长度,出土之后颇令人不敢置信,经过学者的研究,发现其剑身有规律地作多段的收束,剑身宽度逐段变窄,而厚度则作比例性的加大,使其物理性能达到非常完美的地步,据说兵马俑出土时有过大量碎片压住青铜长剑的实例,移开碎片后,长剑立即反弹恢复原状,可见这种青铜剑韧性之优良;此时可说是青铜兵器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高峰。
铁剑取代青铜
钢铁兵器正式装备部队后,因为硬度和韧度都明显地优于青铜,也由于骑兵的大量使用,配合其冲锋陷阵、马上接战的战术需要,对兵器的强度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西汉末年时,钢铁兵器几已完全取代了青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数百年的交替期间,同时也是青铜兵器的发展巅峰,无论长度、硬度、韧度,在历史舞台上展现其最后的灿烂风华。
中期
秦朝统一六国,其军容之壮盛、装备知优良,从兵马俑的实证中可以窥见一二;从秦开始,战场逐渐由骑兵主导,以强大的军力、高度的机动性,控制着越来越庞大的帝国。
剑的没落
骑兵既然成为军队的功击主力,伴随而来的是战术的改变与装备的革新,由于骑兵冲锋的速度极快,单手施力的长剑固然仍能直刺敌人,予以重创,但冲力之大也足可把骑兵拉下马来,陷入挨打的困境,因此,马上的短兵显然要特重其切削的性能,加上强韧的铁器也已相当成熟,长剑于是渐渐为长刀所取代,并在汉代末期完全退出战场,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却从未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褪过色,甚至还结合了道家的神秘色彩,被盖上一层玄之又玄的厚厚面纱。这个时期的长剑常以玉石为装具,千年之后,长剑已朽,玉剑饰却已其精美的质地与纹饰为人珍爱,成为玉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品目;除此之外,剑术也一直受到重视,不论王公贵族、武林豪侠,仍然喜欢练剑、佩剑,我们可以说:剑虽然在战场上没落了,但在民间它始终保有王者的地位。
环首铁刀
这种在西汉时期发展的新兵直身而单刃,剑首成扁圆的环形,一般称之为“环首铁刀”,没有明显的剑格,柄以木片夹束,再紧缚粗绳,因长于砍劈而迅速地取代长剑,也由于需求量大增,汉武帝时在全国各地设立铁官,专管铁器生产,而冶炼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东汉时使用百链钢和局部淬火的技术,使之更加强韧锋利,随着汉朝对四方的经略,东及日本、西达西域,可说威名远播,这种形制也一直延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日本对环首铁刀全盘接收,并着手仿制,对后来日本刀的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保有不少实物可兹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双附耳式的佩系法,改变了配刀的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另外,此时也发展出新的刀型,刀身略弯,刀尖前锐后斜,更适于劈砍,其形制与后世的刀型已十分接近。
西域民族的刀
这个时期是一个十分开放的时代,各民族交流频繁,中亚的“大马士革钢”(又称为“乌兹钢”)经由丝路在此时传入,这种乌兹钢并非一般的摺叠钢,呈现着特殊的细碎花纹,制作方法至今成谜,自古以来,得之者视若至宝,它的锋利、强韧、耐蚀直可傲视古今;唐代与西域的关系极其密切,取得这种宝刀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知是否取得这种技术?当时波斯、大食人来华者颇众,其中可有能匠?又或者彼国视为密技、不许外传,然而中唐时与大食的征战,也有可能俘获亦未可知?凡此种种,有待未来专家学者的研究。
后期
五代至宋之间,新的战争型态又蕴酿成形,由于火药的发明与使用,热兵器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宋代战争的一大特点,此时的骑兵战力相当有限,主要以步战、城池攻防战与水战为多,在短柄兵器上,则吸收了西北少数民族的风格,形式庞杂,有鞭、棒、锤等,在接战时配合长刀使用,以破解敌军的铁甲,而长刀也变化为刀身微曲、刀头较宽、厚脊薄刃、并带有护手的型式,坚重有力,从出土的少数宋刀得知,此时也运用了纯熟的夹钢技术。在长柄的兵器方面,则有大刀、戟、斧、钩、锤等,可说无奇不有,这些都是为了战术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军中以很少用剑,只作为军官的佩饰,短刃厚脊钝锋,样式重拙,不利击刺,显然象征多于实用。
蒙古与阿拉伯的交会
元朝虽是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但流传下来的兵器实物却非常的少,蒙古军长于骑战,人人马术娴熟,行动飘忽而快捷,使用利于砍削的马刀或腰刀是很合理的,同时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如此强大的军事队伍而言,其兵器的质量必有可观;文献中曾记载蒙古军征服阿拉伯时,曾掳掠当地的能工巧匠随军征战,以当时“大马士革钢”冶炼技术之精湛,其兵器之形制、制作工艺等,必定因此有所改良或提升。另一个旁证是:其他的文献也提及,女真兴起之时,因与蒙古谛盟,获得蒙古的协助,兵器的制作技术遂得以大幅进展;以蒙古在明代的不振,却能以精良的技术支援女真,说是元朝所遗是相当可能的,此点相信在未来必可由考古实物得到佐证。
戚家刀与抗倭战争
明代的火器发展已渐成熟,远射的火炮已基本上取代了炮与床弩,但单兵使用的火器如鸟铳等,因装填费时,未至完全实用的程度,所以刀、矛、弓箭等传统兵器仍为步兵之基本装备,并因倭寇的侵扰而有重大的变革。当时的军队在接战倭寇,时手中的兵器常遭精良的日本刀磕折,死伤极重,尔后发展出厚背砍刀相抗,虽不再易断,但一经正面砍架,刃口常翻卷,甚至不能伤敌,况且器又沉重,远不如日本刀的灵动沉猛;为长久之计,抗倭名将戚继光遂上书建议,向日本政府订制军刀一批,其形制基本上是中国式的,但制法却是日本风格,这批为数数千的中日混血军刀在战场上有优异的表现,戚继光于是以此进行仿制与改良,称“戚家刀”,刀形狭长,具有优美弯弧,护手与刃的相接处装有吞口,面长背短,可增加刀的强度,清代腰刀一度保留了这个特点。日本刀的影响还显现在另一种长刀上,这种刀长约二米,具有长柄,以利双手握持,颇似苗刀,由步兵使用,杀伤力极大。
龙泉剑
虽然剑在战场上已无用武之地,但正式场合仍以佩剑为主,民间亦多习练剑术者,即使文弱书生,也总喜欢在书房挂上一把长剑,以示文武双全,道教更以之为法器,配合穿凿附会的传说,使得剑的本色一时竟模糊起来,充斥着许多不具实用性能的剑器,至今仍数常见,以浙江龙泉出产最多;龙泉于明清两代均以制刀剑闻名,因用料精良、制作严谨而享有声誉,最盛时,仅此一地,刀剑号竟达数十家之多,尔后以需求日盛,力求大量生产,而识货者日少,所作徒具剑形,沦为壁上庄饰,技艺遂日渐中落,我们常见龙泉所出之七星宝剑,但少有佳作,即是此理。
清刀
清代的制式军刀包括了:顺刀、窝刀、札刀、朴刀、斩马刀等;顺刀为直刃,有些类似蒙古或西藏的解手刀;窝刀方头方尾、髹绿漆,是最常见的清刀式样;朴刀又称大刀或砍刀,民间亦常见到,斩马刀似朴刀而柄长,杀伤力强;这几种刀一般尚称精良,佳者刃身可见细密的摺叠纹路。乾隆曾四次命内务府造辨处成批的御用刀剑,装具非常华丽,除了金银玉石之外,鞘为红、绿二色之鲛鱼皮,或以金桃树皮拼成“人”字图案,并标有名称、编号、年款,展现了当时工艺的极致,经常出现在大阅等重大的典礼中,堪称清代兵器中的瑰宝,现藏北京故宫。从现有的乾隆宝刀、遏必隆刀等贵族用刀中,可以从握把、刃弧,看出浓厚的阿拉伯风格,更有直接以西藏名刀进献者。至于民间的刀型更是多样,只单刀一种,就有腰刀、柳叶刀、雁翎刀、厚背砍刀等形式,装具之佳者多有雕镂,除牡丹、葵花等草叶图案外,并有蟠螭、龙、凤、狻猊等瑞兽的造型,刃背饰以竹节、八卦纹,血槽亦多有变化;另外,帮会使用的兵器,式样更是无其不有,难以一一叙述,有些在刃身上还错有代表帮会的隐晦图文。
大刀队与日本刀
八年抗战时,重演明代的历史,组织了大刀队与日本刀相抗衡,写下现代始上特殊的一页;其刃身无异厚背砍刀,柄稍长以利双手施为,柄首有环,使用起来势沉力猛,勇悍无比,日人不敢小觑,这也是中国传统刀械用于战争的最后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