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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三次民间觉醒分别是什么时候?

2016-12-26 09:10:46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自甲午一战,日本即成为中国的最大克星。 晚清越打越乖,再不敢以“天朝大国”自居,对近邻这个蕞尔小国也以“友邦”代“倭”。中日关系没

自甲午一战,日本即成为中国的最大克星。

晚清越打越乖,再不敢以“天朝大国”自居,对近邻这个蕞尔小国也以“友邦”代“倭”。中日关系没有越大越僵,反而越打越密,垂死羸弱的清廷再不敢举枪叫板,而是代之以橄榄枝,频送秋波。

到了北洋军政府时代,日本主宰皖系段祺瑞部,俨然以太上皇自居。亚洲大哥易主,昔日大哥,如今跟着小弟混,远东外交,“日主中从”的局面形成。

在“日主中从”半个世纪里,在日本的刺激下,近代中国发生了起于民间精英的三度觉醒。

第一次为戊戌变法,乃康梁等书生发动,“公车上书”是晚清读书人“以日为师”的愿望与发端,虽因保守势力强大仅维新百日而未果,但毕竟唤起“向天敌靠拢”的猛醒。

第二次觉醒,是辛亥革命。革命的大本营就设在日本东京。苟延残喘的清廷令中国民间精英看到了和平手段的无望,转而奋起暴力革命。黄兴、孙中山等组建革命党同盟会,在国内无法立足,均远渡日本蓄势待发。其间革命党人,大多为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这些青年近卫军无一不受到日本“铁血”的武士精神影响。据有非凡果敢的行动力。

他们一方面汲取了日本尚武精神,另一方面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等近代思想家的思想,使他们树立起武力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信念。历尽磨难与牺牲,最后他们用一场辛亥革命让皇帝在中国成为历史,其壮举不仅彪炳千秋,也令天敌日本刮目相看。

其间,日本著名思想家北一辉,极为推崇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一辉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散播到中国。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而形成的革命运动。他们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行事风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所以他强调日本因素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并认为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

北一辉的言论虽然是从日本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政治革命的阐述,但客观来看,辛亥革命的日本元素是不能排除的。它既是“以日为师”的继续,也是“以日为据”的胜利。

正如当时的革命党青年精英汪精卫所说——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这段见识,或许就是“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的旁注所在吧。

然而,即便近邻助产,也并不会使久病的老大帝国迅速崛起,辛亥革命之后,日本仍是压在中国心头的一块巨石。超越天敌短期内不仅不可能,而且摄于天敌之威还愈演愈烈。自《二十一条》,日本堂而皇之成为北洋的太上皇。“日主中从”的局面呈“可持续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将这种尴尬而屈辱的局面推向极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日本见风使舵,趁火打劫,对德宣战。然而日德交战的主战场,却中国本土——胶州半岛。

家门口的敌人,要靠“友邦”来清除。这是中国的屈辱,但却是日本在巴黎和会显耀的资本。这种摆在桌面上的硬实力,不是靠中国外交人员能够改变的。

尽管中国谈判代表有的表现很出色,但他们背后的政府却指令:一切跟日本人协商后行事。段祺瑞的政府没有日本人扶持更支撑不下去,岂敢对日说个“不”字?“日主中从”成为既定的外交国策。

从实力与国际地位而论,日本是有资格藐视中国的。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与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国”,席位5个,是拥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而中国的地位连二等国塞尔维亚都不如,在“个别利益的交战国”中,席位最少,仅有2个。所以,尽管陆徵祥、顾维钧等中国代表费尽口舌,但远东甚至中国的事情还是日本主导,在日本的一再坚持下,中国希望得到5个席位的“大国”请求终归是奢求。

巴黎“分赃会”上,中国外交受辱,引发举国觉醒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发端,也是日本刺激下的第三度觉醒。

天敌可以令你自断尾翼,也可令你长出翅膀,虽然中国民间从日本那里得到三度觉醒,但可叹,从政府层面上,近代中国政府五十年间,得过且过,有舍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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