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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跟随汪精卫 脱离汪精卫后获蒋介石重用

2016-06-04 16:02:42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汪精卫急于拉拢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以外的全国各界名流,便在庐山搞了一个见面谈心活动,即所谓的牯岭谈话会。陶希圣也出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汪精卫急于拉拢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以外的全国各界名流,便在庐山搞了一个见面谈心活动,即所谓的牯岭谈话会。陶希圣也出席了本次谈话会,与会期间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很快他的政治生涯得到转变,会后回到南京不久即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并在大本营第六部任职。

来到南京的陶希圣住在西流湾8号周佛海的家,他经常与周佛海、高宗武等人共同密谋对日停战言和,很快其就成为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这些人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反动言论。但是在抗战的最初几个月里,全体国民对日侵略都表示强烈愤慨,对抗战到底都充满了信心。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表示支持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和解的态度。人们极不愿意公开谈论赞成和平、谈判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意味着松懈抗战意志的问题。当时国民党要员熊式辉私下警告陶希圣等人,因此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才有所收敛。

1938年1月,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在汉口创立了文艺研究会,陶希圣任副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很快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该学会以民间艺术团体名义,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受汪精卫的指导,执行国民党宣传部的任务,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就这样,在蒋介石的允许下,低调俱乐部戴上了文艺研究会的华丽桂冠,公开出现在了社会上,成为汪精卫一伙同日本特务机关进行秘密联络的重要反动工具。

1938年7月,陶希圣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陶希圣成为领导这两个机构的汪精卫的顾问。陶希圣在南京、武汉和重庆期间,同汪精卫联系密切,经常到汪的住所密谈。很快,在打着反共和对日和平的旗帜下,陶希圣和汪精卫开始同流合污,共同卖国。

1938年12月19日,在抗战最为激烈的时刻,陶希圣与当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乘飞机经昆明逃亡河内,从而走上了叛国道路。

一到河内,汪精卫和陶希圣等八个所谓首义分子就组成最高委员会,陶希圣任政治委员会委员。12月12日晚,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即所谓的“睦邻友好,共同防御共和经济提携”三项原则。收到声明的当晚,汪精卫和陶希圣等商议如何响应近卫声明,最后决定,以汪精卫个人的名义,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声明,阐述对日立场。27日,陶希圣等人携汪精卫的声明由河内秘密飞抵香港。一到香港,陶希圣就联系上了《南华日报》,将汪精卫的声明交给了该报社长林柏生。29日《南华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以《汪副总裁致蒋总裁和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发表了汪精卫公开卖国的声明。汪精卫的公开信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和谴责。

1939年12月12日,汪精卫和日本谈判结束,达成《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双方约定于30日共同签字。很快陶希圣发现日方的条件苛刻,再加上没有在汪精卫的伪政府取得实业部长的要职,遂生悔意。12月30日,陶希圣借口有病,没有参加签字仪式。经过此事件之后,陶希圣终于“深知汪氏政府无力解决实现日华和平问题”,于是决定“另觅途径”。

陶希圣对汪精卫和日本方面的不满,正好给蒋介石以可乘之机。

得知陶希圣有脱离汪精卫之意,蒋介石命杜月笙亲自去督办此事。到香港的杜月笙转告陶希圣等人,只要陶说声走,南京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他和家眷的安全。很快陶希圣从杜月笙的手中得到蒋介石答应“热情欢迎阁下返渝共事,其工作一定尊重尊意”的亲笔信。

1940年元旦前,陶希圣通过途径得知日伪政府对他与蒋介石的密切接触很不满意,预对其实行处理。因而他决定尽快逃离汪精卫。

1940年1月,在军统人员帮助下,陶希圣和高宗武携带汪日“密约”副本乘客轮逃离上海,并于5月抵达香港。

很快二人共同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签订的“密约”内容,同时发表高、陶致汪精卫的公开信,揭露日汪谈判的全过程,把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公之于众,引起国人的极大愤慨,使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这一事件当时轰动中外,被称为“高陶事件”。

陶希圣终在人生的悬崖边上停下步来。不论其出于何种目的,“这一举措毕竟是对日本诱降与汪精卫卖国逆流的重大打击,也是给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

即便是他本人也绝然没有料到,置身激荡的乱流之中,竟亦做出如此“翻江倒海”的事情来。

1940年6月起,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向战时军政机关提供世界局势分析及国际问题参考资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2月,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重庆陪都。在老友陈布雷奉蒋之命的悉心安排下,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陶希圣虽然一时糊涂,死里逃生,甚至差点“终累大德”,但仍得到蒋的重用,成为外界一般猜不透的谜,间或更有“汪蒋二人唱双簧”之说频仍。其弟子何兹全当时在重庆问:此话是真是假?陶希圣如实相告:“不是。好比喝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何兹全据此认为:“签订密约或揭露密约,这是投敌与主和的分界线。正如他自己所说:‘弟出生入死以求主和与投敌之限界,至今始为主和者吐气矣’……陶先生这话,是自慰也是实情。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和走下去是不同的两种境地:一是投敌,一是主和。陶先生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

尽管如此,作为一介书生,陶希圣身上的弱点也显而易见,“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其实,陶希圣心中也明白,此番脱汪归来,蒋于他实有“不杀之恩”,且知之更深矣。在侍从室第五组的工作,“名为研究与写作,实际上希圣在战时军政枢密关所之内,无异于海上孤帆得此避风塘”,从此亦即成为蒋介石身边陈布雷式的亲信人物,尽管“明知其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所谓“捉刀”,是指1942年10月,陶希圣代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一书。蒋介石的文稿最初是告全国国民书,不过三万字,经多次修改与增订,最后扩至十万字以上。此书于1943年1月由上海书局出版,销行二十万册以上。以陶希圣嫡侄陶鼎来的个人看法:“蒋要他来写这本书,显然不是仅仅因为他会写文章,蒋下面会写文章的人很多。蒋要求于他,正是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上的研究成就,来补充蒋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这是除陶希圣外,任何别人都做不到的。”

1943年1月,《中央日报》改组,陶希圣兼任总主笔;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一职;1948年底,陶为蒋撰书“1949年元旦文告”;次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其引退文告及代总统行视声明,均由陶希圣负责。不久,陶即随蒋去了台湾,在国民党中央仍位居要津,参与国民党内部改造运动,任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全面主管舆论宣传工作。蒋的另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也是其捉刀代笔。70岁时,他在《中央日报》董事长位上退休,离开政治权力中心。1971年,陶希圣与其四子陶晋生院士合力将《食货》复刊,改为月刊。以姻亲刘光炎先生的一段描述,陶希圣“每晚必看电视。常孤灯独坐,凝视默想,俟十一时电视播完,然后拂纸属文,往往至深夜,日数千字,习以为常。所为文大半以实所主办之《食货》月刊……”在其后20年的专业著述中,学术理论更见圆融、通达。某一年,其好友唐德刚从美赴台参加一个史学会议,其间应约到陶府参加宴会,看见客厅壁上挂有蒋介石亲书的、褒扬陶氏“忠贞”之条幅,不由感叹这沧桑岁月中人与事的兴衰沉浮。只是此时天高云淡的陶希圣,已不愿再回首多谈什么“高陶事件”了,那委实是中国现代史上书生“误搞政治”的一个典例。

陶希圣于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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