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的恋母心理 高宗迷恋武则天
唐高宗李治历来都被一些人看作是昏懦之君,被武则天以媚术迷惑,致使李唐王朝大权旁落。其实在这段历史时期,唐高宗的作用往往被人们忽视了。事实上,高宗之所以会如此迷恋武则天,是由于他的恋母心理,使他对武则天产生了一种似母亲又似情人的感情。
现代心理学证明,儿子有一种强烈地渴望母亲的照料、保护、无处不在的爱和赞许的欲念。这种心理被称之为恋母心理。具体到唐高宗李治,就是指他对其母长孙皇后的依恋和爱恋。那么,长孙皇后在高宗的心里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
长孙皇后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原配夫人,并为其养育了三个儿子。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李治最小,自然最得母亲的宠爱。史称长孙皇后喜好读书,做事必按礼法。对她的公公唐高祖十分孝顺,又贤德宽厚,与后宫众嫔妃皆能融洽相处,待宫中诸王子、公主犹如自己亲生儿一般,因此宫中无不爱戴。在李治幼小的心灵中,母亲是温柔而又慈爱的。
在唐朝创业之初,长孙氏随李世民征战南北,与她的哥哥一样,为唐朝的创建立下了大功。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兄逼父,这和时人的道德行为是不相符合的。关键时刻,是长孙皇后挺身而出,亲慰将士,使军心大振,一举歼灭了李建成、李元吉的势力,使李世民顺利地登上了皇位。随着年龄的增长,李治逐渐感悟到,他的母亲是英明果断、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太宗即位后,长孙氏被册封为皇后,母仪天下。她不仅将后宫管理的有条不紊,还积极辅佐太宗,对太宗有极大的影响力。每逢大臣直谏,触怒了太宗,她总会从中调节,力陈谏臣忠君爱国。一次唐太宗退朝后怒气冲天地说要杀“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是怎么回事。
太宗说魏徵总是在上朝的时候侮辱我。长孙皇后听后,马上换上朝服向太宗祝贺,并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是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一番话让太宗顿感欣慰。魏徵能在唐太宗身边多年直谏而不遭贬杀,与长孙皇后对太宗的规劝不无干系。甚至是在长孙皇后病重之时,还不忘国事,劝太宗把被贬的房玄龄召回朝中加以重用:“玄龄事陛下,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她死后不久,太宗就把房玄龄召回,官复原职。长孙皇后就是这样时时刻刻地帮助着丈夫,即使到了垂危之际还告诫他要“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看着她生前所写的《女则》一书,痛苦道:“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
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辅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可见,长孙皇后是深谋远虑,参政甚深,对太宗极有影响力的一位富有智慧的女人。李治当时虽然年幼,但也逐渐明白,母亲是一个深谋远虑,有极强的议政、参政能力之人。
可惜,如此温柔慈祥、英明果断的母亲竟然在李治8岁时永远地离他而去了!8岁的孩子,正是享受母爱的年龄,失去母亲使他痛不欲生。“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母亲的早逝给高宗的心灵带来了深重的创伤。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认为:“在男人身上,当他们还小的时候,母亲以及其他照顾他们的女性对他们的情爱,日后出现在记忆里,也是一份重大的力量,指导他们去趋向女人。”对母亲的爱使男孩“总在寻找一个能代替母亲形象的女人,因为这个形象从他最稚嫩的年代开始,早已统辖着他的心灵”。这段话用在李冶身上是极其适合的,因为他的心灵中的确是被他母亲占据了。
勾利军教授认为,之后十多年,李治对母亲的思念更深了,他在潜意识中一直在不断地寻找与母亲相似的女人,直到他遇到了武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