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北魏迁都后为何迅速衰亡
北魏孝文帝因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政策而被看作少数民族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迁都这一举措也被看作体现了孝文帝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然而事实上,迁都之前的北魏王朝,自道武帝拓跋圭天兴元年(三九八)以来,一直定都于平城(山西大同),历六帝七世凡九十七年;而迁都洛阳之后的北魏王朝,连孝文帝计算在内,也只传了三代,政权就易手于他人了。以后的孝庄帝、废帝、孝静帝等,都走马灯似的,不过是权臣手中的傀儡。永熙三年(五三二),北魏结束,离孝文帝迁都洛阳还不到四十年。魏孝文帝迁都,原想以正统的中原王朝自居,统一南方,建立大一统的北魏大帝国。何曾想到两代之后,国势就衰微破败,他那迁都以建宏图大业的构想,也随之成了泡影。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北魏王朝的迅速衰亡,寿终正寝?
孝文帝不顾国情、族情,独断专行的迁都决策破坏了鲜卑族原来的利益制衡关系,动摇了北魏的立国根基。鲜卑自拓跋圭以来,一直是个坚强的好战的武装集团,不管它的内部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对付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治军事集团时,总是表现出很强的向心力。道武帝、太武帝,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主要就是依靠本民族武装集团的军事能量。但迁都洛阳,却在鲜卑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就是迁都涉及了整个鲜卑民族的利益,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损失。孝文帝也深知此举会遭到鲜卑族的普遍反对,不敢公然提出迁都主张,遂玩了一个把戏,于太和十七年率三十万大军南下,声称南征。当时秋雨不断,道路泥泞,长途跋涉使将士劳累不堪。至洛阳后孝文帝还要南进,群臣跪在马前进谏,孝文帝趁机要挟他们说若不南征,就得迁都,结果是“旧人恋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
这种让鲜卑大多数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作法受到了很多鲜卑人的抵制和反对。例如贵族元老重臣拓跋丕,就因对迁洛意见不同而被降职。太子恂不乐意迁都,太和二十年八月趁留守洛阳之机,与亲信密谋逃回平城。事发,孝文帝囚禁太子,不久又废掉了他,后来又将他毒死。不仅当时反对迁洛的鲜卑贵族很多,即使在魏宣武帝元洛执政后,鲜卑贵族仍不愿居洛阳,想回平城,这股力量十分强大,连宣武帝都几乎顶不住压力。
迁都还激化了全社会的矛盾。魏孝文帝迁都以后,父子相继在洛阳大兴土木,耗费民力国力,加剧人民的负担。孝文帝早就羡慕汉魏宫城的豪华奢侈,迁都后,就立即手重建洛阳。史载:北魏洛阳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城中有十万九千余户,城的四面共开十三个门,全依魏晋旧名。城南有四通市,是一个国际贸易市场。由于北魏统治者提倡佛教,洛阳佛寺也是鳞次栉比,有一千多所,据《魏书》的记载,当时修筑洛阳的民夫,“日有万计”,而工程的耗费,“日损千金”。一次徭役,就“发五万人”,役期本文发布于四十天,可见工程量的巨大。正因为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民怨愤,迁都之后孝文帝在世时,就不断发生起义暴动。宣武帝、孝明帝时,此类事件就更多。公元四九四年,幽州人王惠定聚兵起事,自称明法皇帝。后来刘僧绍聚众起事,也自称明法王。起义者提出“明法”作号召,可见民众深感政治黑暗、统治阶级无法无天。
迁都还促使北魏统治集团腐化堕落,重走西晋司马氏集团的老路,无可挽回地腐败下去。北魏初期的皇帝,政治上主要师法西汉文景之治,道武帝甚至用镇压手段对付奢侈腐化而又屡教不改的王公贵族。但迁都之后,这种清虚寡欲、与民休息的政治指导思想就被破坏了。西晋发生过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而迁都之后的北魏出现了元琛与元雍争豪的丑闻。北魏迁都之后统治集团迅速腐化,一方面是本性使然,但另一方面也有社会环境的污染。迁都为他们提供了贪污腐化、奢侈放荡的参照,这个参照就是西晋司马氏集团。河间王元琛造文柏堂,形如皇宫,家有玉瓷的井,金造的水罐,用五色金丝织成井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养马以银为槽,以金为锁环。
迁都之后北魏统治集团腐化的始作俑者正是孝文帝。不错,孝文帝曾有过严惩贪污的历史,但迁都之后,他就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加重对人民的剥削,苛政由此而始。如果说修建洛阳城的一些公共设施有必要的话,那么他重修魏晋时的台榭观阁并增添设施,则纯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上行下效,百官也就跟干。他的儿子宣武帝,更是宠任奸佞,朝政大坏而一发不可收拾。北魏统治集团的腐化,孝文帝难辞其咎。
孝文帝迁洛的决策方式和决策程序也是错误的,他采用历代专制帝王惯用的刚性决策,不让智囊臣僚论证,个人独裁而又不允许批评,用残酷的镇压对付批评者,以及造成既成事实后胁迫众人就范,都是决策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