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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杂志”《古今》为何被日本当局逼停?

2017-03-12 19:30:37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周佛海与重庆、南京之间往来过于密切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古今》上周佛海的《走火计》实际是他自编自演的“苦肉计”,这样既保全了自

周佛海与重庆、南京之间往来过于密切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古今》上周佛海的《走火计》实际是他自编自演的“苦肉计”,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又烧掉了日本人对自己怀疑的祸根。

1944年10月第五十七期之《古今》杂志,封面即标明“休刊特大号”,这明摆着告示天下,《古今》完了。古今社社长朱朴发表“小休辞”云:“最近我的意志益形消沉,追念亡儿,无时或已,不独对于其他一切感觉到厌倦,就连本刊也感到厌倦了。两个月前,偶与少数友好闲谈及此,他们都大为惊异,说《古今》如果停办,未免太可惜了,希望我不要如此消极。只有最近从北方来的两位朋友——一位是王古鲁先生,一位是谢刚主先生,他们于惋惜之余,倒颇同情于我的心境。还有一位是知堂老人,前天来信说《古今》停刊后他从此也不想再写文章了,如此志同道合,真可称得是《古今》的生死知己了。”

我以前相信《古今》停刊是由于朱朴个人意志及“追念亡儿”的原因,不疑有他。

沈鹏年先生认为朱朴创办与休停《古今》,前者之目的乃“觊觎之心,无时或已”——惦记着梁鸿志“家藏两宋古书画”;后者乃因朱朴“全身心扑在寻觅和掠夺珍贵的古书画”而“无心兼顾《古今》”所致。沈鹏年的结论是:“朱朴通过《古今》人财两得,名利双收,把《古今》停刊以后,集中精力,找到退路,最后去‘香港买卖书画’。”

沈鹏年甚至认为朱朴“苦心追求”梁鸿志的女儿梁文若,其目的是以梁鸿志“乘龙快婿”的身份,将来图谋分得“三十三宋斋”一杯羹,沈鹏年认为朱朴“他创办《古今》的目的初步得逞”。总之,沈鹏年的观点很明确:朱朴办《古今》“醉翁之意不在酒”(《行云流水记往》)。

沈鹏年是《古今》当年的读者,在《古今》第三十九期第三十一页有一则石翳“征求《古今》合订本”的启事,沈鹏年称:“这位石翳真名石柏泉,是我的知己密友……为了对《古今》作一番研究,在贺树老师首肯下我陪了柏泉兄去亚培尔路《古今》社,由周黎庵先生接待,慷慨为我们免费刊登了这则启事。”

我在拙著《“终刊号”丛话》说过“一本杂志的结束,不外乎三种原因:政治的、经济的、人事的”。

现在看来不论朱朴的“厌倦说”还是沈鹏年的“无心兼顾说”,均与政治和经济无关,《古今》休刊的原因似乎只能归结于“人事”了。

我的朋友宋希於最近发表文章《朱朴之感概万千》,为《古今》停刊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政治的”可能。

宋希於的材料来自1955年8月香港创垦出版社的《周佛海日记》的后记,写这篇后记的正是朱朴。朱朴说了一段语惊四座的话:“古今出版社曾出版《古今》半月刊五十七期,内容专谈文史,当时执笔都是南北文坛知名之士,表面上由我主办,虽曾薄邀虚誉,其实后援全是佛海,我未敢掠美,特此声明。我记得好几次日本宪兵因怀疑《古今》半月刊的态度来找麻烦,一度曾由佛海宴请上海日本宪兵司令及各区队长为我解释,得以一时无事。可是最后卒由上海日本海军当局派人来向我要求‘合作’,我不得已乃宣告休刊,仓皇离沪北上的。”

朱朴这番表白显即“合作说”,好一派凛凛民族气节,如此的话,“厌倦说”就是朱朴的烟幕弹。此一时彼一时,朱朴当时只能这么说,山河重光,可以说出真相了。而我在《卸了〈古今〉编务之后的朱朴》里所云“我是相信朱朴这个一以贯之的说法的,他犯不着拿自己死去的孩子来来回回作借口”,何其不着边际。

我们的习惯思维,认为《古今》乃汉奸刊物,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宋希於写道:“头脑简单的读者可能会想不明白‘汉奸杂志’竟也会有被日本当局逼停的可能性。”其实发生在《古今》上的另一件事情,也有助于了解日本占领当局对于“汪伪分子”的“有限使用”(或称“控制使用”)政策。

《古今》杂志第十六期(1943年2月)刊出周佛海的《走火记》,周佛海称:“一月十一日下午三点十分钟,屋顶上不晓得什么原因,忽然发起火来,当时风力又特别的大,不到半小时,三楼和二楼,就烧得精光。以后虽然消防队赶到,救了最低的一层,但是已经不能再用了,所以可以说全部房屋,付之一炬!房屋这样的身外之物,要烧就烧,有什么留恋?更何用伤感?……我家里没有甚么珍贵物品,除却日常用具之外,没有甚么损失。不过名人字画,却烧了不少,实在是太可惜了。其中最可痛惜的有两件:一是史可法的遗书……寥寥数语,充分表现忠烈悲壮之气,我暇时常常拿出来鉴赏,每次鉴赏,都发生异常的感慨,今后不能再见了。”

“史可法绝命书”,真的如周佛海所说,毁于大火,灭迹人间了吗?1983年4月,《参考消息》《团结报》等相继转引外电外刊的报道——“史可法绝命书在美国旧金山出现,现为一梁姓华侨收藏。最近经旅美名教授古物鉴定家陈世枋博士考证确认为真迹,据说辗转到美国前,曾一度流落香港。”

《中国文物报》有文章称——安徽界首1982年曾展出过“史可法绝命书”,收藏者姓袁,袁称绝命书是他祖父于抗战期间,花数百块银洋在京广线上的漯河市火车站附近购买的。袁又称(2000年):“史可法绝命书因存放不善,已毁于去年的暴雨积水中。”一说大火烧了,一说大水淹了,一说在美国出现真迹,“史可法绝命书”之谜,谜底在哪里?

1989年12月《江苏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刊出文章《西流湾八号——周公馆失火之谜》。该文认定周佛海的《走火记》是自编自演的一场“苦肉计”——“周佛海当初与重庆方面发生关系,是得到日本侵华当局私下默许和支持的。但是周佛海背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在自己控制下的特务系统里另搞一套,这是日、汪意料不到的。特别是1942年以后,周佛海除电台往来之外,还秘密和戴笠互派使节。重庆、南京之间往来过于密切这当然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怀疑,特别是国民党和汪伪特工有接触的时候,互有摩擦,也露出一些蛛丝马迹。首当其冲的是,周佛海西流湾八号家中的地下电台被日本情报机关侦察出来,并受到监视。当这一情况由周佛海的日语翻译彭盛木(中国台湾人,军统特工)透露给周佛海时,真令他吃了一惊。周没想到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电台也受到了日本特高科的监视,周不露声色来往应酬,像无事一样,暗地里却紧张地布置军统电台的处置良策,以无意失火为幌子,让自己的官邸与电台一起付之一炬。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又烧掉了日本人对自己怀疑的祸根。”如果周佛海真是“故意纵火”,那么“史可法绝命书”一定有可能事先转移,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几十年之后,河清海晏,重新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神秘地露面。

宋希於认为朱朴1955年所云休刊真相不免“时过境迁”之嫌,而我,几乎全盘接受朱朴的新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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