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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高考”到底有多难?明朝进士录取率约5%

2017-03-12 13:42:40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高考是一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一年一度,举国关注。作为首场语文考试的作文命题,更是全社会关注的火力点。随着阅卷结果的公布,每年

高考是一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一年一度,举国关注。作为首场语文考试的作文命题,更是全社会关注的火力点。随着阅卷结果的公布,每年都会有一些满分和零分之作出现,就像古代科举放榜一般,那些锦绣文章让人争相传诵,下劣之作让人忍俊不禁。这种以文取士、以策衡才的方式,充分说明我们华夏古国的文脉根基还在。

古代科举考试,离我们渐行渐远。对科举制的口诛笔伐,可谓吾耳熟焉,但未必能详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举及考试命题这个话题。

考个秀才不容易 其实科举才起步

没取得生员(俗称秀才)资格的读书人叫童生,童生年龄无大小。要成为秀才,得通过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3级考试。

县试一般在二月举行,由知县主持,分为四五场考试。黎明入场,当天交卷。被录取者,可参加府试,由知府主持,一般在四月,及格者可参加院试。

院试是童试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由各省学政(相当于今省教育厅厅长)主持。学政到各府州进行考试,分为3场,合格者称秀才。

各省学政在任期3年内对所属秀才进行两次考试:岁试和科试。秀才经过科试,名列一二等者,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秀才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优待。每年有廪膳支取,勉强供家庭生计,还可免除徭役。在社会地位上,秀才是读书识礼之人,受到普遍尊敬。小民不可以与秀才平起平坐,只能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

在明朝,即使是宰相,也不敢坐受秀才一揖,更不敢以便服见秀才。秀才见上官,俱用名揭,长揖而已。秀才与知县交际,用治下门生名贴,称老师为尊,分宾抗礼。

在我的老家,旧时称秀才为邑爷,以示尊敬。尽管我家祖上曾有几位进士和循吏,但后来在我们的村落,仅清末出了个秀才,当地人称李家邑爷。邑爷家数代苦读,到邑爷这代,终于博得一袭青衿。看来,在旧时考个秀才真不容易。

秀才虽然有些待遇,但生活还是贫寒的,并不一定能跻身缙绅之列。如果科举不顺,秀才们只能另谋出路,一般去当塾师、充幕僚、行医、当讼师、看风水、下海经商等。当然,中举、中进士,是秀才们艳羡的最佳出路。

晚明常熟的老秀才许伯彦,高才强记,贫穷落魄,好说大话,乡里呼他为狂生。有一次去南京参加乡试,给家中寄信说:“一到京中,饭量大长,早晨三碗,日中三碗,晚间三碗。如此吃饭,精神安得不足?如此精神,文章安得不佳?如此文章,今科安得不中?篱笆为我拔去,墙门为我刷黑,士刚、士柔打点作公子可也!”文笔如此,看到的人都为之笑倒。

钱谦益与他同乡有交往,在集中记载:里中许老秀才,好即事即席为诗,杯盘梨枣,坐客赵李,胪列八句中。看来,许老秀才的诗才还是蛮敏捷的。虽说许老秀才没中举,但他的儿子却在天启2 年(1622)考中进士,还做了京官学士,最终实现了他的愿望。

明朝李绍文《云间杂识》载:有个秀才吴平坡,平生有三大愿:一愿芜湖抽分,二愿买杨千户房屋,三愿买某娼为妾。弘治18年(1505),他果然考中进士,三愿俱遂。此秀才三愿,可谓低俗。但大多秀才期望这龙门一跃,能改变生活境况和社会地位,无疑是现实的。

秀才仅仅具备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通往庙堂之上、实现兼济天下理想的艰难之路,还要经过乡试、会试、殿(廷)试3关,一般3年才一次。

乡试、会试的竞争之激烈,远远超过现今的高考。明朝秀才中举的比例多为30:1比一,中举率约为3.3%。举人中进士的比例,多为20:1,录取率约为5%。可见金榜题名之难了。

各省乡试和次年春礼部会试的考题,由主考官拟定,殿试有时由皇帝亲自出题。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像众所周知的风流才子唐伯虎,就是南京乡试第一的解元。

礼部会试合格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一般情况,会试合格者殿试都能成为进士,只是排名先后有差异。殿试前三甲状元、榜眼和探花由此产生。所谓“连中三元”,就是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

如此看来,乡试、会试、殿(廷)试是一种全国性的高级公务员选拔考试。唐诗《及第谣》写道:“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哪个读书人不想异日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呢?

如能当上主考官 那是毕生的荣耀

古代的主考官,即“高考命题组”,他们由哪些人组成呢?

一般乡试主副考官两人,同考官4人,提调一人,还有其他官员。会试由京师礼部主持,主考官一人,副考官3人,另有同考官十八房房官,及各种执事官。

主副考官的任命,严格而谨慎,均由皇帝指定。会试大总裁,一般是阁臣与辅臣,乡试主副考官一般出自翰林院大学士,这些人都是状元、榜眼、探花级学霸出身,也有从地方官吏中挑选文艺品德俱佳的。

清朝雍正帝怕翰林官员年久荒疏于文艺,不能衡文,要亲自考试,挑选为人谨慎的考官。这说明,封建帝王也有希望科考相对公平和渴望搜罗人才的一面。

在古代,能充当一次主考官,典试一方,选拔人才,会被视为毕生的荣耀。被录取的考生,就是主考官的门生,门生们称主考官为座主或座师,这也是官场上的一种关系网。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科场》有则十典文衡的记载。

明朝宣德至正统年间,翰林院大学士、礼部右侍郎钱习礼10次充任乡试、会试主考官或读卷官,被称为极奇之盛事。他在主考正统10年(1445)的会试中,慧眼识得商辂为状元。有明一代,“连中三元”的人,只有安徽贵池人黄观与浙江淳安人商辂两人。

严格意义上来说,黄观与商辂虽然中过“三元”,但并不连续。黄观在洪武17年(1384)考中解元后,因父丧居里,洪武23年(1390)会试的会元、殿试状元,中间有6年间断。

商辂在宣德10年(1435)乡试中考中解元,正统10年会试考中会元、殿试考中状元,中间有10年间隔。“连中三元”在科举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也为钱主考官增誉不少。

明朝高级官员中,梁储曾两次主考会试、两次主考顺天乡试;杨荣曾主考京畿乡试一次、9次任殿试读卷官;蹇义、王直曾10次充任读卷官;刘健曾一次主考会试、两次主考两京乡试、4次会试同考、六充廷试读卷官;李东阳曾两次主考两京乡试、两次会试同考、两次会试主考、8次充读卷官。这些人都可称为“十典文衡”。

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张潮(四川内江人)曾任过一次乡试和两次会试主考官。在嘉靖23年(1544)主考会试时,张潮忽然生病,卒于奎星堂考场上。

以上都是阁臣或辅臣任主考官。还有一个举人出身的州府儒学教授,居然屡为考官,这在轻视乙榜举人入仕的中晚明官场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了。

此人名陈观,最高职务是从八品的荆州府教授。《万历野获编》称他有4个奇特之处:一是举人直选府教授,升国子助教,又历外任四郡教授;二是教职任考官从来没有超过3次的,而陈观6次任考官;三是陈观从洪武年间中举到正统年间任考官的时间,长达50多年;四是陈观官职卑下,退居林下后,又特选为主司,且屡为主考,又为分考。

陈观去世后的墓志铭,由朝廷首辅陈循撰写。如此高的规格待遇,真是个奇人了。

其实,陈观担任考官,一定是有过人之处的。他有一篇文章《吴公堤记》至今广为流传,足见文章盛事,并不一定与功名相埒。有些人官卑职低,埋没风尘,只是时运不济罢了。

科考命题是难事 出得不好被嘲笑

这些考试的题目是什么样的呢?先说命题规则。

明清乡试和会试一般考3场,每场3天,连续9天,关在狭小的号房里,仅能容膝,自带干粮。这对考生的身体,也是一种考验。

乡试初场一般考7道题,四书文3道,每道200字以上;五经文4道,每道300字以上。这7篇应试八股文章被称为“七艺”,最为关键。

第二场试论一道,300字以上;试诏、诰或表一道;考判语5道题,即判断刑狱案件的评语。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5道,每道300字以上。

清朝大致沿用明制。乾隆帝喜欢作诗,在第一场加入了赋得五言八韵诗一首,字数八十,诗不重字,韵不重押;“七艺”分为两场,字数增加到700字以上,违者不录。

以四书五经及史书为范围出题,可以出的题目很多。所试题目,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然后出以为题。

如明朝宣德帝出题亲试:“诸葛孔明可兴礼乐论。”宣德5年(1430)殿试题:“用人何以得其力论。”

崇祯7年(1634),崇祯帝殿试亲自出题策问:“所与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今士习不端,欲速见小。兹欲正士习以复道,何术而可?……今欲灭敌恢疆,何策而效?……但欲恤民,又欲赡军,何道可能两济?……往古文武似不甚分,今奈何牢不可破?尔多士留心世务久矣,其逐款对答毋讳。朕将亲览焉。”

康熙57年(1718)江南首题:“举贤才焉知贤才而举之。”次题:“大哉圣人之道。”

道光帝曾以恐惧修省,以迓和甘疏命题试考生

既要显示主考官的水平,又要让考生考出水平,命题是件很难的事。如果录到优秀的考生,主副考官会赢得识才声誉,反之会让人耻笑。

明万历年间,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李廷机曾是乡试解元,万历11年(1583)的会元、榜眼。他任万历22年(1594)应天府乡试主考官,首题出“管仲之器”。

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是万历5年(1577)的会元。两人都是学霸,并且有点过节,原因是李廷机会元的机会差点因冯梦祯而失去。冯梦祯当时是一房考官,看不上李廷机的文章,推荐江西安福籍考生邹德溥为第一。这事传到李廷机耳朵里,他就十分不喜欢冯梦祯了。

这次李廷机到南京任主考官,冯梦祯又掌南院。冯梦祯看到作文题目后就作拟程一首,一时脍炙人口。按规则,拟程是主考官拟作的示范文章。李廷机的拟程一出,比冯梦祯的大为逊色,这梁子越结越深。

两人相见时,冯梦祯说:“您今年主考取士,不但文章好,就是擎榜(科举取士的末一名)徐某,也是名实俱称,果然能擎得起榜呀!”

李廷机一听,觉得话中有话呀,回去后细细察问,原来最后一名徐学易,以力大而闻名,在国子监中能将堂柱拔起来离地几寸,文章不佳,但确属大力士之类。这是讥讽主考取士眼光不行呀,李廷机因此更加愤愤不平。

命题若是犯了讳 搞得不好掉脑袋

中国的汉语内涵丰富,如果有人利用考官出的题目做文章,牵强附会,后果不堪设想。有时,命题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搞不好会掉脑袋。

唐僖宗时,主考官出了个题目是“至仁伐至不仁”。当时正值黄巢起义,攻入长安,僖宗避地西蜀,考生们作诗说:“主司何事厌吾皇,却把黄巢比武王。”武王伐纣,是至仁伐不仁,黄巢如何能与武王相比呢?因此,这事被士人笑话。

永乐7年(1409),御史弹劾翰林侍讲邹缉、左春坊左司直郎徐善述,主考时出题偏题,邹缉等被下狱。

嘉靖帝喜欢道家,对祥瑞异相喜闻乐见。嘉靖12年(1533),河南巡抚吴山献白鹿,为大臣谄媚之始。此后,白兔、白龟、白鹊相继不绝。袁元炜任嘉靖41年(1562)会试主考官时,干脆以“灵台”命题,考生只好满篇胡吹那些鹤鹿珍禽异兽了。

嘉靖帝的忌讳很多,因此乡试、会试命题都是谀词。如果考官出题不慎犯了他的讳,只有死路一条了。

命题的风险,到了清朝更是加大。雍正年间礼部侍郎查嗣庭案,召来横祸的是他在雍正4年(1726)在江西乡试出的考题:“维民所止。”这本是出自《大学》中引用诗经句“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却被诬告为是斩了雍正的首。查嗣庭最后被罢官,死后又开棺戮尸。

乾隆20年(1755),甘肃巡抚胡中藻因文字狱被处以斩刑。乾隆帝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乾隆在谕旨中称,胡中藻在出的试题内,出《孝经》句“乾三爻不象龙”作为考题,《易经》乾卦六爻都是取象于龙,哪有三爻不在六龙之内呢?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这真是考场有风险,出题需谨慎呀!

时任权臣被捧骂 经常出现在考题

当然,谄媚权臣的题目也层出不穷。

万历首辅张居正执台阁期间,万历 7年(1579),山东、贵州第二题为:“敬大臣则不眩。”万历10年(1582),湖广出题:“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是张居正的桑梓之地,最有媚功。

万历7年,礼部侍郎高启愚主南京试,出题:“舜亦以命禹。”当时,张居正权势正盛,谄媚拍马的官员称他功比伊周,最后吹成功比大禹。这真是没底线了。

江南应试的秀才平时都没有模拟过此类题型,被这考题难住了,皆搁笔不书,大骂考官,说用受禅之事谄媚首辅。这本是一道考题,但往政事上比附,那就闹大了,一时海内扬名。

张居正去世后,在言官们与阁臣的斗争中,有御史丁此吕上疏揭发乡试出题“舜亦以命禹”,是劝进张居正当皇帝,高启愚因此被罢官。

此后,谄风稍衰,讽讪者渐出。

万历16年(1588)河南乡试,出《孟子》好善章后二节内容:“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出题者意在讥切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申时行听后非常不高兴。

万历22年应天乡试,主考官李廷机以“管仲器小”命题,福建以“鄙夫事君”命题,都被认为是讥指当时的首辅赵志皋,也有说是讽指兵部尚书石星的。借孔老圣人的语录骂人,这种命题让考生觉得是“你懂的”,太欢乐了。

崇祯4年(1631),主考官郑之元出论题:“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大家认为是指斥内阁大臣温体仁的。

这些题目还好些,起码是完整的一句,知道出自何章。有的考官将经书语句截断牵搭作为题目,让考生找不到北,这就是截搭题。

清朝咸丰年间的河南学使,翰林出身,心高气傲,出题特别谬妄。单句必然有妖,截搭题如羊父母干龟动乎、鳖生焉之类,让考生们茫茫然无法下笔。

一次,他去两个县对秀才们进行年考,每县分别出了一道题,一个是兽蹄鸟迹之道,一个是鸡鸣狗吠相闻,戏谑秀才们字不成文,水平不高。

河南的主政官们实在受不了,指使言官们上疏弹劾,说他割裂经传,玷辱斯文。最后,此人被革职。

科举应试专业户 连续几代出猛人

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很大,考生们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和名儒疏解,还要通晓史册。这些科目读下来,耗费大量时光,头发都会读白,古人称为皓首穷经。

有个《儒佛两不收》的笑话,说是杭州秀才杨兆南,死后一年托梦于妻子说:“人死必有所归。我生前是个儒士,司魂者把我送到文昌所,帝君出题试我,我不能作,帝君不收;司魂者再把我送到佛菩萨处,佛出经问我,我不能解,佛又不收。可怜我彷徨阴间,没有歇足之地。”这从另一面反映出杨秀才才疏学浅,没吃透儒释经典,患了惧怕考题综合症。

为应付科考,走捷径,猜题很重要。宋朝有个读书人王应麟,博学多才,一次看到杭州官府给皇宫进贡野蚕茧及丝绵纱绢,就跟同学们说:“今年会试万一以此命题,我们作文中间将如何铺叙?”

同学们都被问呆了,相顾无语。于是,王应麟先拟一联:“缫丝纤纩,无惭禹贡之征;冰素方空,不数齐官之献。”丝绵纱绢,四物皆备,同学们无不叹服。

清朝学者王应奎《柳南续笔》记载说,顺治15年(1658)的殿试在瀛台由顺治帝亲试,题目是《瀛台赋》。常熟的陈宿源,是前明老秀才陈式的儿子,陈式曾经作过一篇《燕都赋》,自认为是得意之作,叫陈宿源从小熟背。这次阴差阳错碰上了,陈宿源把老爸的《燕都赋》略将修改,顷刻而就。顺治帝一看,连声叫好,钦定为第二名。

因为猜题,要狂刷考题,就出现了很多应考的时文选,把科举考试中认为做得好的八股文范文集中起来,供考生们阅读和模仿。这相当于现在的教辅材料,不过当今做教辅的,可不像古代儒林那么落拓了。

那些科举成功的士大夫家庭,子弟们一出生,就有着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培训教育,在科举考试中会出现累世中第的家族性现象。可以说,这些家族就是应试专业户。

明清时期江苏太仓的王世贞家族和王锡爵家族,就是典型代表。在科举出仕方面连绵不绝、代代延续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也是代有人才,俊彦辈出。

明朝文坛盟主王世贞的家族,按祖源称为琅琊王氏。4代中,共有10人进士及第。另一家有“祖孙宰相”、“两世鼎甲”之称的王锡爵家族,按祖源称为太原王氏。5代内,进士及第有11人。

万历16年(1588),王锡爵的儿子王衡参加北直隶乡试第一,成了解元。当时朝官联名弹劾主考官黄洪宪是在拍王锡爵的马屁。万历帝亲自复试所劾举人,王衡还是第一。

王锡爵是个很有自尊的人,不允许儿子去参加会试。王锡爵回乡多年 后的万历 29年(1601),王衡参加会试,考中榜眼。王衡授官后不久就辞官归乡,每天教儿子王时敏习文为乐。他每天出一考题,然后自己作一范文,这是模拟科举考试要从娃娃抓起。

古人讲究孝道,晚辈早晚都要去长辈那里看望,陪老人讲几句话。王时敏每晚去向祖父王锡爵问安时,王锡爵都会问:今天什么题?你爸爸写的文章说了些啥?

王时敏就把王衡写的作文呈上,王锡爵一看就说不好,拿纸笔来,看你爷爷怎么写的,不构一思,顷刻而成。

后人把王锡爵写的这些作文汇集成册,取名《课孙草》,就是教孙子应试所草就的文章。看了王锡爵这样的人家,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一门多科举猛人的原因了。

当然,明清两朝还有很多这样的士大夫家族,如四川新都的杨廷和家族,广东南海的伦文叙家族,安徽桐城的张英一门十二进士、六代翰林,江苏昆山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家族等。李书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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