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危竑议”一书有何内容 为何是明朝的“盗版书”
吕坤(1536—1618),字叔简,一字心吾、新吾,自号抱独居士,宁陵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
吕坤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刚正不阿、为政清廉的官员,他与沈鲤、郭正域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万历十八年(1590年),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工作之余,吕坤采辑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了一本妇女读物《闺范图说》。
作为一个思想家与官员,吕坤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呢?对吕坤来说,纯粹是一种责任意识,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占居主流,传统理学受到挑战,叛逆意识在全社会苏醒,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束缚松弛,妇女们不再尊崇“三从四德”,“竟弃之礼法之外矣”,《金瓶梅》式的作品应运而生,类似“潘金莲大闹葡萄架”的情节往往令妇女们心驰神往,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吕坤采决定编辑一本“正能量”的《闺范图说》,以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来重塑现实社会中的妇女道德观。
《闺范图说》刊行后,社会流传甚广,宦官陈矩有次出宫,看到了这本《闺范图说》,便买了一本带入宫中,郑贵妃看到《闺范图说》后,非常感兴趣,亲自作了一篇序文,又命人增补了十二个妇女典型,其中以东汉明德皇后为开篇,郑贵妃自己的事迹作为终篇,然后让自己的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闺范图说》。
新版《闺范图说》是郑贵妃一手操作的,原作者吕坤根本就不知道是这件事,郑贵妃为什么要花大气力盗刊《闺范图说》呢?当然是欲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同版本的《闺范图说》,目的显然是不同的。
郑贵妃为万历皇帝所独宠,她急于扩大自己的影响,是既为自己谋得皇后之位,也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争得太子之位,这时的万历皇帝,已有长子朱常洛,但朱常洛与朱常洵都是庶出,而皇后又无子,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皇位继承规则,朱常洛立为太子的可能性目前比朱常洵大,如果皇后亡故或被废,郑贵妃就可能晋为皇后,朱常洵就自然由庶出变为嫡出,太子也就非朱常洵莫属,郑贵妃重刊增补后的《闺范图说》,确实是件用心良苦的事。
郑贵妃重刊的《闺范图说》,“流布渐广”,吕坤根本不敢计较“版税”的事,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忆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了封《天下安危疏》(《忧危疏》),奏请万历皇帝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
从《闺范图说》到《忧危疏》,时间过去了八年,说的也不是一件事,但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却借机说事,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偷偷送进宫里,是企图“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现在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
吕坤太冤了,书被人改头换面,还被人诬陷一通,好在万历皇帝对郑贵妃也有抬高的意思,对戴士衡的弹劾不以为然,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此后,郑贵妃借《闺范图说》影响立储之事也宣告破产——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
但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一场意外事件再次让吕坤与戴士衡进入风口浪尖,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意蕴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大吉,“忧危竑议”,显然又与吕坤的《忧危疏》有关。
《忧危竑议》采用问答体形式,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说《闺范图说》首载汉明德马皇后,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
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忧危竑议》即所谓的“妖书”,“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朝野之人均不明真相,纷纷谴责《闺范图说》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了。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极为恼怒,但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忧危竑议》中郑承恩被指名道姓。
他便怀疑《忧危竑议》是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因为在戴士衡上疏前,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万历皇帝不想把事情闹大,只下令将樊玉衡、戴士衡逮捕,最后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
因为“妖书案”,戴士衡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廉州,吕坤因患病在家,没有被问责,但他再也不敢重返仕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