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影响了蒋介石投降日本？日本意见不统一吗

在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战略目标上，日本统治集团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策略和步骤上，又有不同的主张。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学者按照不同主张将其划分为两大派系，一派称作“强硬派”(或“霸道思想派”)，另一派为“温和派”(或“道义思想派”)，尽管此划分是不科学的，甚至是美化一部分侵略者的，但是，它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两种侵略手段的争论。

所谓“强硬派”，主要是日本政府中大本营作战部门和侵华派遣军中那些法西斯狂热分子，如战争初期的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以及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的头子，都属于这一派，他们疯狂主张战争政策，鼓吹“速战速决”、“一战灭亡中国”等。所谓“温和派”，主要是指大本营战争指导部门和侵华派遣军总部的一些积极鼓吹政治诱降的人物，如当时的陆军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他们反对单纯依靠武力征服中国，主张政治与军事相结合，软硬兼施，双管齐下，而侧重点又主要放在政治诱降上。

这两种不同主张，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关于侵华政策的种种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石原莞尔认为战争将会旷日持久，“速决战”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长期战争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说服近卫首相应立即飞往南京，去同蒋介石直接会谈，通过谈判逼迫国民党政府屈服，但是，这个方案遭到了“强硬派”的坚决反对，迫使近卫在已下令准备飞机的情况下，又取消了南京之行。

1937年11月初，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了促成和谈，力主在保持蒋介石面子的情况下，诱逼其接受投降条件，因此，他在11月19日下令日军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动，停止进攻，防止蒋介石退出南京，但是，“强硬派”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他们否决了多田骏的建议，攻占了南京。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寇即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对国民党政权却追加了更苛刻的条件，时隔不久，又以“期限届满”为由，宣布“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

这些不寻常的举动，连负责调停的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看不惯，他认为日本政府并不期望中国接受新的条款，相反，更希望对方加以拒绝，以便寻找借口继续进行旨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

近卫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后几个月，近卫便感到“后悔”，想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是，这时他也深感左右不了军界的形势，“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他曾向天皇提出辞呈。

有一次，他悲伤地向自己的密友原田熊雄诉苦：感到自己简直像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连头号战犯都如此牢骚满腹，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

第二次《近卫声明》虽然再次向国民党伸出了诱降之手，但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样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统一，使日、蒋之间始终未能达成最后协议。

一个突出的事例是缪斌赴日谈判问题，如前所述，缪斌应日本首相小矶的邀请，代表重庆政府飞往东京谈判，对于缪提出的“和谈条件”，日本首相认为是可行的，但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不仅遭到了坚决反对，而且小矶国昭连“乌纱帽”也丢了。

由此可见，日本内部两派势力因对华意见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争执，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不统一，自然影响诱降的决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