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康熙大帝缘何要废长城?为实现国家“大一统”
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崭新局面,这是商周以来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大一统”指以一统为大,原为儒家的政治主张,著《春秋》,意在尊崇周王,反对国家分裂,维系全国一个政权、一个统治者,这就是“大一统”的本义。秦修长城,就把“大一统”扩展到长城脚下。汉以后历代能否突破秦的局限,将“大一统”发展和扩大到长城外,关键取决于能否真正统一长城外“三北”地区的诸游牧民族。历代王朝所称“外患”“边患”,几乎无例外的来自这里,二十四史中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记录。
自秦至清初,上下两千余年间,生息在“三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十分活跃,例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党项、回纥、高句丽、突厥、蒙古、契丹、女真、满洲等,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频频进攻中原,构成对中央王朝的长久威胁。因此,历代王朝承袭秦制,反复修筑长城,以其为国家安全之保障。比较各代修长城,又以明朝为最。自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筑山海关,迄至帝亡国前,明持续修筑长城,长达250余年。工程之浩大,修筑之完备,长城之绵长,都创中国历史之最。
历代修长城,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边患”,挡不住游牧民族的铁骑,却严重阻碍国家“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把“三北”少数民族限隔在长城外,不能真正行使国家管辖权,只满足于定期朝贡,实际上只是维持表面的统一,当中央王朝衰弱,或者某一游牧民族变得强大时,原先那种松散的政治隶属关系就会被打破,冲突或战争就不可避免。
清以前,历代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北”的民族问题,其“大一统”一直徘徊在长城一线。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国家“大一统”,表面上是为长城所阻,实际上是传统、狭隘的民族观念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这种由区分“内中国外夷狄”到“天下一家”的破局,是从清朝的康熙帝开始的。康熙帝即位时,除了台湾,全国大陆重新实现了统一,当台湾归入版图后,清朝对全国的统一始告完成。清朝的“大一统”能否巩固,尤其是能否进一步发展,同历代一样,关键取决于“三北”游牧民族的动向和清朝所采取的政策,其中如何看待长城又是一大关键。
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三北”之一的东北趋于安定。二十九年,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割据势力公然发动战争,侵夺内外蒙古,直接威胁京师。康熙帝毅然决策征伐,很快就阻挡住了噶尔丹的攻势。次年,康熙帝率诸王、贝勒、大臣前往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约集内外蒙古来此“会盟”,定疆界,制法律,为外蒙的喀尔喀蒙古诸部编制盟旗,使其接受清朝的管辖,从而实现了北部乃至西北的空前统一。蒙古问题宣告解决。
就在这次“会盟”之后,有大臣看到长城年久失修,建议拨款修理。康熙帝继承皇太极、顺治帝提出的“满汉一家”的民族思想,进而又发展成为“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发现长城的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尤其不利于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政治一体化,于是否定了修长城的建议,并说出了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法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清圣祖实录》)
康熙帝总结历代修长城的历史教训,悟出一个治国的大道理:长城再坚固,也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惟有“养好”百姓,让他们高兴,才会得到治国之本,边境自固而无忧。这就是“众志成城”的意思。康熙帝决策废弃长城,实际是拆除了分割广大汉人与“三北”少数民族的一道隔离墙,不再有内外之分,迅速形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康熙帝废除土石工程长城,力主构筑一道“众志成城”的思想长城,是“大一统”理论的划时代突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