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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修《四库全书》玩阴招 篡改古书内容 搞乱格式

2017-03-10 14:11:46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晗于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义乌,原名吴春晗,字辰伯。家庭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其父吴滨珏,秀才出身,家道颇严。吴晗少年聪

晗于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义乌,原名吴春晗,字辰伯。家庭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其父吴滨珏,秀才出身,家道颇严。吴晗少年聪慧,自小就对历史尤其明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吴晗不仅早慧,而且早熟,12岁时到金华读中学,广读博览,一边吸收梁启超变革维新的思想,一边还学会了打麻将、抽烟,逃学旷课,无所不有,总之,他不是一个“乖孩子”。

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因家道衰落,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但吴晗志不在此,1928年他独自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杭州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该校停办,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从此,他与胡适结下不解之缘——胡适此时正是该校校长。

进入中国公学,吴晗即成为胡适门生,不久写下《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深得胡适赞赏。1930年3月19日,吴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则追随北上,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弟子”。

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科,他的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同样成绩,但清华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他。吴晗遂成为“清华人”,与北大失之交臂。

吴晗进入清华时,家道基本败落。胡适对这位弟子真是青睐有加,他在吴晗录取后没几天,即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此外,还大力介绍了吴晗的学术水准。

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全面师法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吴晗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着动荡中的平安。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群情激奋。吴晗显然是一位爱国者,他积极支持同学们的请愿活动,自己却未厕身其间,但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在1932年1月30日给胡适的信中指责当局:“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并在信中希望“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胡适没有回答。他于1932年6月27日发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继续倡导“科学救国”的理念,但胡适在“药方”中同时要求学生们“总得有一点信心”。

因着胡适的关照,吴晗在清华兼职工读,待遇颇为优厚,足够满足求学之需。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

吴晗真是做史学的料,聪慧勤奋,再加恩师教诲,他在清华求学期间便写下了《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批相当有见地、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文章。1934年吴晗毕业留校任教,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目,影响直追陈寅恪、张荫麟这些史学大家。

吴晗年轻时的一个重要史学成绩是关于“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尔哈赤入关并建清王朝后,竭力否认建州曾在明朝管辖之内,并在清修《明史》中对过往历史进行篡改、伪造和歪曲。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被一页一页撕毁的。

最终考据结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设有“建州卫”,女真族长期隶属明政府,是中华民族中一员。通过这段研究,吴晗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如他在主编《益世报》史学专刊时表达的那样,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二、求真;三、重视“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四、“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表明吴晗对官修历史产生了严重质疑,他在《史学》一周年的致辞中写道:“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会的、民众的。”

这里,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年鉴学派兴起的时期,其治史方式也正是放弃政治史,重点转向研究社会生活史对社会演变所起的作用。年鉴学派大量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成为当代史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涌现出一批史学大家,如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等。吴晗的治史方式与之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尽管表达不甚明确,也没有形成团队规模。可见,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30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度,虽不能并肩欧美学界,但追赶已非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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