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李自成都打到城下了崇祯还不诏吴三桂回师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八日,李自军大军攻下山西首府太原。告急文书传来,举朝惊慌失措。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鉴于迁都的事行不通,崇祯另想到了另一个法子:调山海关的将士防堵李自成。李明睿却告诫道:“山海关的士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崇祯两手一摊,叹气道:“这个时候士兵还在山海关,大将都在边境,就算调,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调得来的,奈何?”他想就近京八府处招募兵员,但这时明廷无饷,“内帑如洗,一毫无措”,而“民穷财尽”。 “,招兵之议,只有不了了之。
而在去年(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代为请求,崇祯起用已经退休赋闲的吴三桂父亲吴襄为提督御营,调他“入京协守”。吴襄领旨后,遂于这年正月初携家眷进京。调吴襄进京,授以要职,究其原意,无非是笼络好吴三桂,让其感恩守土,同时,也可通过掌握吴襄,以之为人质,断绝吴三桂降清的心思。现在,看到了吴襄,崇祯不禁眼前一亮。既然关内的明军难以抵挡流民军的进攻,关上的兵又不可调,那么,关外的辽兵呢?关外的辽兵如何?关外的辽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充当救火队员了,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变”、崇祯五年(1632年)的“孔有德之乱”等等重大事件里,都闪现着关外辽兵的影子,且都是在关外辽兵的出现后才取得了胜利。
而且,两年前吴三桂入援驱逐走清军“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的往事还历历在目呢。除了关外辽兵能战之外,他也觉得年轻的吴三桂是一员不可多得的将才,一旦调其入京,说不定会扭转乾坤,反败为胜。于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他正式向大臣们提出这个想法,征询大家的意见。在他看来,这应该是能够解除京师危机的唯一可行之法了,大臣的反应应该是一致支持的。可是,他错了。他的设想一经抛出,在朝堂之上,立刻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大臣们纷纷反对。因为,谁都知道,把吴三桂及其关外辽兵调入京师,就等于是把宁远拱手相让给清兵,而等京师的危险解决了,秋后算账,赞成调吴三桂的人到时不免落下“弃地”的罪责。首辅陈演掷地有声地说:“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的士兵万不可调。”。
崇祯急了,只好硬着头皮强调只调吴三桂和他手下的五千精兵,剩下的兵马原地不动,并没有完全放弃宁远。为了尽快通过此议,他语气极不满意地责备各阁臣说:“像这样重大的军机要事应该早作定夺,大家都要负起责任来,不能互相推诿,延缓误事。”首辅陈演想了想,先表示赞同赞崇祯的话,说:“与关宁比较起来,的确是京师的情况紧急。”但紧跟着,话锋一转,说:“吴三桂的五千精兵深为清军所畏,不单单宁远依靠这五千兵镇守,山海关也依靠这五千兵把守。有这五千兵在宁远,人心自壮。一旦调回,剩下分守在各城堡的兵将,势必解体。”接着,又说:“臣生性愚钝,担当不了大事,不能乱出点子,一切还是圣上自己作主。”将崇祯的话驳回。崇祯气得干瞪眼。
新提升为兵部尚书的张缙彦补了一句:“吴三桂到底是调还是不调,就看宁远到底是放弃还是不放弃,两言而决。”崇祯看着他,希望他能“两言而决”,拿出个最终方案。可是他的嘴却恰到好处地闭上了,紧紧的,再也不说一个字。崇祯无可奈何,只好悻悻地强调说:“收回守土的成效,建造荡寇大功,虽然属于下策,但也是万不得已啊。”(蒋德璟《悫书》卷十一)应该说,崇祯这是在表态了,可陈演还嫌不够明确,他不肯承担责任,不敢往上踢皮球了,却又往下踢,他召集阁臣们开会,坚定不移地要找一个肯承担责任的替罪羊。
可这些阁臣哪一个不是人精?一个个都玩起太极推手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是不说“调兵”两字。会议议了好几天,就是议不出一个明解的结论。到最后,陈演向崇祯汇报的结果是:阁臣不肯承担责任,就让督、抚、镇等各级官员来承担。崇祯只好下达谕旨向边镇各督抚征求撤宁远意见的谕旨。这么一来,日子就一天天的过去了。偏偏,很多督抚也不肯承担“弃地”的责任,都在考虑和拖延中。
三月初,李自成大军兵临宣府城下,而宣府距京师不过五六百里,指日可达。形势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蓟辽总督王永吉和顺天巡抚杨鹗以两人的名义给崇祯写了一份奏疏,建议请撤关外四城。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一个有担当的了。崇祯激动异常,把王永吉的奏疏遍示给阁臣陈演、魏澡德等人。可边镇督抚中,就只这两个人赞成撤兵入关,声音未免太小了。陈演、魏澡德唯唯诺诺,仍不敢表示意见,只是推托说:“此议应征求各抚镇将的意见后再定夺。”改日,崇祯看陈、魏不能任事,便在德政殿召集科道九卿诸臣会议,再议调宁远兵之事。
吴麟征当即出列提议:六科道臣共同署名。但六科道臣却相互推诿,谁也不肯举笔。吴麟征悲愤交加,独自署名,将议撤宁远的奏疏交呈崇祯。可惜,和王永吉、杨鹗二人一样,吴麟征的声音太弱小了。群臣们仍不敢下决策。眼看形势越来越紧迫,陈、魏等人又有了新的想法。吴襄现在就在京师,撤宁远与否,不妨问问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意见。他们建议崇祯召见吴襄,征求他的意见。于是,二月十二日,崇祯在中左门召见户兵两部和吴襄,征询他对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的看法。
吴襄的回答铿锵有力,他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崇祯急眼了,知他是害怕承担“弃地”的责任,不敢说真话,便安慰他说:“都是为国家大计,又不是说你父子要弃地。”顿了顿,问:“闯贼来势凶猛紧迫,你觉得你的儿子吴三桂能扭转战局吗?”吴襄大言炎炎地说:“臣猜测,闯贼远据在秦晋二地,未必敢来,真要来了,就让我做先锋好了。
是李自成自己要来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陛下!”崇祯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失声笑道:“闯贼已有百万之众,你说得倒轻巧!”吴襄解释说:“闯贼声称百万,实际上不不过数万人罢了,全是乌合之众!”
吴襄认为闯军全是乌合之众,虽名百万,实不堪一击,脑子里想的是流民军揭竿之初无组织、无纪律、装备差、武器落后的状态,不错,十年前,这个状态下的流民军就常常被曹文诏、左良玉、卢象升撵着屁股打,那个时候,数十个或上百个政府正规军就可以追着几千几万的流民军打,可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壮大,现在的闯军已非复当日的流民军了,时势已异,吴襄在家中养老弄孙,哪知这巨大变化?
看他吹得神乎其神,崇祯便问:“你父子到底有多少兵马?”吴襄忙顿首请罪:“臣罪该万死!臣手头上的兵按花册算有八万人,实际上只有三万余人。”虚报军额,冒领军饷,这在平时该拉出去砍头了。但这会儿顾不上了。崇祯只是淡淡地问:“你这三万人都是骁勇敢战之士吗?”吴襄说:“如果说三万人都是骁勇敢战之士,成功哪里用等到今日?臣可用的兵不过三千人。”
崇祯大奇,问:“三千人何以挡贼百万?”吴襄得意非凡地说:“这三千人不是普通的士兵,都是臣吴襄的儿子,臣子吴三桂的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吃的用都都相当简单,这三千人却全都喝美酒吃肥羊;臣所穿的衣服都是普通布料,这三千人却都穿凌罗绸缎,所以,臣能得其拼死效力。”既然这样,崇祯又问:“你这三千人需要多少军饷?”“百万!”吴襄报出了一个天文数字。崇祯周身一震,惊呼道:“就算是三万人,也用不了这么多军饷!”
“百万还是往少里说。这三千人在关外,都有数百亩庄田,现在要他们放弃关外入关内,没有百万金怎么安置他们,又怎么指望他们在战场上出死力!”吴襄夸夸其谈道。动用这三万兵,就要耗费百万两的军饷,崇祯黯然神伤地说了一句:“国库只有七万金,搜尽一切金银什物,也只能补凑二三十万罢了。”由于吴襄一口咬定“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崇祯从他的嘴里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撤与不撤宁远,仍无定画。
而以陈演、魏澡德为首的廷臣们已经死心塌地地抱定了“弃地非策”的主意。一再声明:“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关外的辽兵迟迟不能调遣入内,大明王朝的丧钟很快就要敲响了。不日,李自成大军下宣府。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众臣默然。崇祯大为愤懑,悲怆地叫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
廷臣们面面相觑,无一言可进。京外督抚大则认为撤宁远援京师为便,崇祯这才后悔不迭地将吴麟征的《请徙宁远疏》发下,决定弃宁远以卫京师。他还遍用重赏、高爵位来激励将士用命。三月四日,崇祯手诏赐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后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平东伯”。另给刘良佐、高杰等二十余员将官晋级。六日,崇祯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卫。吴三桂和王永吉鞭长莫及;刘泽清近在咫尺,却谎报坠马,脚受伤,拒不奉诏。唯独唐通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但这杯水车薪,怎救得了明朝的危亡!吴三桂得封“平西伯”,获撤宁远之令,便着手部署撤离事宜,准备上路。
其所部辽兵四万,辽民却有五十万。由于辽兵皆由辽民中来,兵民同为一体,所以朝廷形势虽然紧急,吴三桂却为撤退筹备了数天时间。于三月初十日离开了宁远孤城,向山海关进发。
吴三桂如果吴三桂能像“已己之变”中袁崇焕驰援北京一样,以精锐兼程疾驰,旬日当可抵达北京。可是百姓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妇幼老少啼号,拥塞于道,每天行路不过五十里。究其原因,吴三桂乃是为保全自己的实力计,故意拖延时间,延误行期,拟让其他各镇兵马先与闯军斗得你死我活之时,再坐收渔人之利,全取勤王大功。
三月十六日,闯军攻陷昌平,进犯明朝黄陵十二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而在这一天,吴三桂才刚刚走到山海关。从宁远至山海关两百里,以骑兵行军日行百里计,不过两天路程,吴三桂却足足走了五六天。而到了山海关,他还是不急不慢,向朝廷兵部“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崇祯急得直跳脚。三月十七日,闯军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进至西直门外,炮声大作。当晚三更,宫中内侍狼奔遯突,四下逃命。崇祯自感大势已去,以发覆面,自缢于煤山,留遗书于衣带中,云:“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在中国历史上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由此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