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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沦陷的原因是什么 谁是东北沦陷的最大罪人

2017-03-09 10:00:27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日方在105天内鲸吞整个东北,死伤仅1200余人。 张学良: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领袖张学良

日方在105天内鲸吞整个东北,死伤仅1200余人。

张学良: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义演。戏散后张见到急电,匆匆离去。凌晨一点,张召集东北军在北平的高级将领开紧急会议,指示“避免冲突,不予抵抗,……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会议开了一个通宵。

次日凌晨,张决定电告南京,请中央向国联提出抗议;下午,张接见日本记者,就事变发表意见,说道:“昨夜接到奉天报告,知有中日冲突发生,我等无抵抗之力,且无必战之由,故我已严令部下绝对不抵抗,任日本军之所为。”

对于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张学良晚年的解释是:“你责备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我自己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军人要这样做,(日本)政府也会要控制它。……我不能不承认我对日本的判断是判断错了。”

青年时代的张学良(中)

蒋介石:事变前夕正谋求与日本陆军中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9月18日晚9时半,蒋介石自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前往江西南昌。晚10时20分左右,日军在沈阳发动事变。19日晚,蒋接到上海电报,获知东北出事,随即致电张学良,鉴于日方诬蔑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中方对外宣传应努力辟谣。

21日下午,蒋返回南京。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布“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京方面寄望于寻求国联的支持来处理事变,而未曾给张学良和东北军下达过“抵抗命令”。东北军的“不抵抗”,相当于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默认。

台湾学者黄自进认为,事变前夕,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坏《九国公约》的大不韪而侵略中国”;而且,事变前夕,蒋还在致力于“与日本的陆军中枢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仅1930年度,国民政府与日本陆军省之间,就签署了多达16件武器买卖的契约,其金额占到了该年度中国对外采购武器总金额的三分之一强,日本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武器采购国。鉴于这种关系的存在,蒋认为,“零星的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以默认了东北军的“不抵抗”。

蒋介石

关东军:目的不光是占领全东北,还想要给日本政府制造危机

据日方档案,事变期间,日军仅包括10400名关东军及4000名朝鲜军;关外的东北军则有179500名之多。事变结果,日方在105天内鲸吞整个东北,死伤仅1200余人。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认为,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试图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而且“试图通过计谋挑起日中间的冲突,……造成日本的国际关系紧张,形成对外关系的危机。……他们的目标是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党政治”。关东军既然怀着这样的心思,自然不可能受政府约束。所以,张学良“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能够恢复对关东军的控制”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的“不抵抗方针”,不但不能缓和局势,反而促成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基本得以按照计划进行”。

广州政府:逼蒋下野,直接导致张学良放弃东北最后一个据点

事变爆发时,中国内部,除南京政府外,还存在一个以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为代表人物,以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李宗仁等为后盾的“广州国民政府”。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有“党魁”的身份,蒋介石是军事领袖;南京与广州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党权和军权的争斗。

关东军少壮派代表、“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

这种争斗,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广东方面借事变向南京频频发动政治攻势,一度将蒋介石逼到要亲自“率师北进,与倭寇决战”,并取消党治、开放政权的地步——前者是为了尽力保存自己的军权,后者是为了拆掉胡汉民的党权。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最终只能选择在1931年12月15日辞职下野。

蒋的下野,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张学良不放一枪一弹,放弃了中国军队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锦州。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得到情报,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虽一再敦促他抵抗日军,私下里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查办张学良”的共识——实际上,因张学良亲蒋,一直被广州政府视作必须拔除的眼中钉,自事变爆发,即不遗余力对其进行攻击。张学良放弃锦州,意味着东北终于彻底沦亡。

1931年5月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部分政要。左二为汪精卫,左四为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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