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社团组织 上海三大亨结社广收门徒
继帮会公开化、合法化后，帮会开始向新型社团转化。规模最大的当数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忠信社、张仁奎的仁社，其成员遍布社会各阶层。建社风起，为上海青帮势力的空前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其他的还有杨虎的兴中社、金廷荪的铭社、王晓籁的升社、郑子良的侠义社等。
可以说，“四·一二”政变给上海帮会，尤其是青帮带来的最大转折，就是帮会由原先的秘密状态走向公开化。既然公开化了，帮会分子当然也得讲究公开的身份。好在这并不难，他们有的是钱，用敛到的干不净的钱，投资工商企业。在这条道上，帮会中的大亨、闻人左右逢源，政局动荡，社会不靖，给了他们机会。
杜月笙等大亨、闻人进入企业界，有些资本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就选择他们做保护伞。据1934年杜月笙的恒社理事会印发的《恒社社员录》记载，这年来自商界的社员有一百二十人，占总共二百二十三名社员的百分之五十四。
黄金荣与杜月笙有所不同，黄金荣的资金多投入了娱乐业，如经营共舞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等。后来囿于身体和其他方面原因，黄金荣将这些娱乐实体分别租给张善琨、范恒德、金廷荪经营。
此时，对于杜月笙在花钱上的另一番现象也应该一提，那就是赈灾。如1931年国内遭受水灾，已踏进仁济善堂、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进入“慈善家”行列的杜月笙，也是身体力行，他的行为确实是具有号召力的。当时杜月笙每行善事，报纸上总会出现鸣谢“大善士杜月笙”的大幅广告。
继帮会公开化、合法化后，帮会开始向新型社团转化。规模最大的当数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忠信社、张仁奎的仁社，其成员遍布社会各阶层。建社风起，为上海青帮势力的空前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其他的还有杨虎的兴中社、金廷荪的铭社、王晓籁的升社、郑子良的侠义社等。
杜月笙的恒社是在陆京士（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补委员）等人的策划下成立的。社址最初设在法租界爱多亚路息庐，后因租价昂贵迁至马浪路39号。据朱学范回忆，这个社名是章士钊起的，取意于“如月之恒”，以称颂杜月笙。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中说，恒社之名系陈群所起（陈那时正在替杜办正始中学），取之于“自强不息如日月之有恒”。恒社的社徽呈圆形，中间一口铜钟，钟外壁正中为一新月。朱学范说：“钟表示为发声之源，‘声’字与‘笙’同音，加上月芽，就成为‘月笙’。”关于社徽，郭兰馨说：“周围十九颗星，绕成花边，中间一个大笙，旁有斜月，寓‘月笙’名字。十九颗星暗示恒社理事人数，标志着众星拱月。”
恒社的组织宗旨是“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设有常务理事、常务候补理事。恒社的成立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的批准，在法租界注册登记。1933年2月25日恒社举行开幕典礼，法租界当局特派总监到场祝贺。当时恒社设定的入社门槛颇高，社章规定，入社“须经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审查通过，填发社证”。所谓审查，就是审查申请者是否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在《恒社社员录》中，有三星铁厂经理张子廉，警务人员，上海市社会局科长张秉辉、许也夫，财政部视察员何绍芬，还有律师，军界中人。工界中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陆机云，上海邮务工会委员张克昌，全国邮务工会委员赵树声。学界中有上海乐华女中校长陈亚夫，沪北中学校长冯一先。党务中人除了陆京士，还有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君毅，上海市党部第六区委冯宪成，汉口市党部委员吴绍澍。
接纳这些人，杜月笙借以自重。杜月笙对这些人的控制欲也很强。恒社仍不乏帮会组织的色彩。如入社者得投帖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行拜师礼。先用红帖子写明自己祖宗三代，再写上“愿拜门下听从训诲”，然后由介绍人和本人签名，在约定日期备齐一份与本人身份、财产相对应的“入社礼”，往杜家行礼。杜月笙后来尽管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努力想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脱胎换骨。
郭兰馨将恒社成员归为三种类型：“（一）初期的小徒弟，是些小流氓、包打听、巡捕、赌徒之类，为数不多。（二）当地富户殷商的子弟，他们在租界里怕绑票，怕受欺侮，有时也想沾便宜，于是走门路，送重礼，进了杜门就有了保障，这类人人数也不很多。（三）自己在社会上有些活动能力，也有活动门路，但也有阻碍，未能畅所欲为，难以贯彻个人的志愿和企图，认定杜月笙的社会地位和势力正是本人名成利就的因素，这类的人最多，而且各色人等俱有。当时的上海滩是人吃人的世界，中外冒险家的乐园，有形形色色的人正在安排圈套损人利己，张牙舞爪，还有些人虽然不一定想吃别人，但也担心吊胆防着被人吃掉。这许多人都急于找靠山，钻门路，杜月笙既经成为此时此地最响亮的吃得开的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具备靠山条件的对象了。”
恒社有《恒社月刊》，该刊记载，1936年10月31日，为庆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在黄家花园举办活动仪式前，恒社为“表示吾同人拥戴领袖爱护国家之意”，经第十一次理事会和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将此前6月29日晚起该社平剧组在新光大戏院演剧的筹款，所得票款扣除应需开销外净余2026.30元，于7月21日悉数解送中国航空协会，“捐作购机（为蒋介石）祝寿之用”。
继恒社而起的是张仁奎的仁社，社名取自他名字中的仁。关于张仁奎，前文已有所交代，张仁奎于北伐军到达南通时辞职，1928年10月，由黄金荣、高士奎、曹幼珊等人迎至上海居住。第二年，上海发生了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遭绑票案，当时曾哄动上海。
事情起因于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商定租借一块地皮，准备建房，且已向地政局备了案，办好了手续。偏偏这时候张啸林也看中了这块地皮，托人与静安寺方面交涉。鉴于张啸林的为人不正，静安寺方面情愿以低价租给朱成章。张啸林遂与朱成章商量，也遭到朱成章拒绝。
此后不久的一天，朱成章从愚园路寓所与护士邓小姐及女儿乘车外出，车刚开到弄口，一旁突然闪出一个陌生人，边开枪，边让停车。朱成章因此被绑架，并且被子弹击中小腹。人于当晚赎回，即被送往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会医院救治，终以伤重不治而死。
据国货银行庶务周子斌说，那天他到杨树浦路底去赎朱成章时，朱躺卧在田塍内，已气息奄奄。与何人接洽，赎票的钞票是用麻袋装的，外加火漆印，数目多少，他没有点过。银行界因为朱成章出事，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由交通银行钱新之请出了张仁奎，把张供养在海格路范园，以示镇慑。
不少军政官员及商界人士得知张仁奎系青帮大字辈，也前来拜师，一时间范园门庭若市。《中国帮会史》记载：“1933年西北军二十五路总指挥军官崔锡麟经张仁奎门徒杜凤举军长、戴介屏师长的介绍赴沪向张仁奎送上门生帖子。1935年已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申时电讯社四社总管理处工作的崔锡麟，参加了张仁奎开的大香堂，由张的门生成为正式的门徒。张仁奎的门徒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黄金荣、四社总管理处负责人张竹平、汪禹丞之子时事新报总经理汪英宾、中国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主任秘书季自求及南京的韦作民、张竞立等人参加了此次香堂。在外省的蒋鼎文、陈铭枢、韩复榘、孙桐萱、王修身、戴介屏、杜凤举等委托同参弟兄代表参加。”
香堂开过后，有人提议以社团法人的形式组建仁社。这一提议被张仁奎接纳，遂由张竹平、韦作民、徐逸民、庄铸九、季自求、陈守志、崔锡麟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仁社社址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383号。
仁社性质和恒社如出一辙，虽然表面上是有民主制度章程的俱乐部，但实质上仍是受张仁奎掌控的帮会团体，甚至比恒社走得更远，理事长、副理事长、各理事及二百多名会员，都由张仁奎一人指定。张仁奎有徒弟三四千人，但只有社会上层或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入仁社。而愿意加入仁社的人也各怀目的，洪维清在《张仁奎与仁社》一文中说，这些人大致有五种：“一如陈光甫（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兼上海银行业公会会长）、李桐村，喜欢玩弄女性，有了张仁奎的后盾，就不怕流氓敲竹杠；二如朱筱竹、陈香涛，吃的是江湖饭，有了张仁奎的靠山，跑码头可以吃得开；三如蒋鼎文、朱绍良、韩复榘，继承了张仁奎的衣钵，可以借帮会为号召，加强他们的势力；四如钱新之、韦敬周，扯了张仁奎的旗号，可以得到安全保障；五如张竹平、葛福田，有了张仁奎的关系，可以多轧几个有钱有势的朋友，在业务上得到便利。”
1935年5月，仁社经上海市社会局批准立案后举行了成立大会。1936年，韩复榘在山东酝酿反蒋，蒋介石通过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用专列将张仁奎请到南京。蒋介石在召见张仁奎时，还以青帮规矩称张仁奎“张老太爷”。蒋介石想请张仁奎赴山东，劝门生韩复榘摒除反蒋之念。张仁奎同意后，蒋介石即封张仁奎为军委会高级顾问，并派专车送张仁奎赴山东见韩复榘。
张仁奎高大魁梧，目光炯炯有神，不苟言笑，也许正因如此，他说话不乏一定的号召力。韩复榘经张仁奎一番游说，加上张仁奎几名担任师长的徒弟的敦促，韩复榘答应不再反对蒋介石。
答应不再反对蒋介石的韩复榘，后来却死于蒋介石之手，这怕是张仁奎和韩复榘都没有想到的。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曾劝张仁奎离沪西迁，张仁奎没有去。上海沦陷后，敌伪想让张仁奎出山，张仁奎以病为托辞未出。抗战末期张仁奎病逝于上海寓所。蒋介石不忘旧情，以重庆政府名义下令表彰张仁奎。
黄金荣的忠信社成立于1936年夏天，社名取自黄家花园内蒋介石题写的“文行忠信”。其骨干成员有邱子嘉、丁永昌（法捕房探目）、陈培德（英美烟厂工会主席）、张善琨、龚天健、杭石君、黄振世等。比起恒社和仁社，忠信社似乎显得松垮许多。首先入社的门槛低，没有正式手续，由委员口头通知聘定。忠信社成立也没有开大会，黄金荣名为社长，多半是在幕后指挥，平时不参加社里的例行会议。
据黄振世回忆，黄金荣成立忠信社，是为了“专事对付杜党，企图制造杜门师生矛盾，搞垮恒社”。黄金荣在组社之前，曾召集黄振世等几个亲信门生吩咐道：“你们可以搜集一些关于杜月笙的确实资料，由我亲自向委员长告发。”黄振世等人领会了黄金荣的意图后，“即着手组织忠信社，起先在黄家花园聚会，每星期日以聚餐为名，秘密商量搞垮恒社的对策。后来感到杜党势大，乃联络杨虎的兴中社，结成联盟。大约在1936年夏秋之际，两社主要分子每逢星期日，相约到半淞园聚餐，双方凑满一桌圆台面，视为常例。当时所以择定半淞园聚餐，因黄杨两人对杜尚保持虚假情面，不愿被外人侦知内情，半淞园地处南市郊区，可以避人耳目。当时初步定策；第一步，拉拢恒社活跃分子脱离杜党，制造杜门师生矛盾，预定拉拢的对象中有鱼市场常务理事唐赞之和《大美晚报》发行部经理李骏英诸人。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作为密告材料，好由黄金荣去向蒋介石告状。这样举行了六七次秘密会议，搞垮恒社的阴谋仍不能实现，而搜集杜月笙劣迹又查无实据，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忠信社的秘密组织就在连天炮火声中趋于瘫痪，遂即销声匿迹，无形解体了”。
上海“孤岛”时期，杜月笙、金廷荪已避走香港，日本特务机构盯上了留在上海的黄金荣，要黄出任维持会长。黄对此中利害还是看得清楚的，坚决不落水做汉奸。但是黄也知道，既不能附逆，又不能得罪日寇，得和他们玩点花招，就装起了病。
果然，日本人上门来要挟了。“黄事前伪装瘫痪，由两个家人扶着他出来接谈，声称他有病在身，本人不识字，不知国家大事，不配当维持会长等语，被他逃过了这一关。”
与此同时，帮会中的徐铁珊、金鼎勋则落水当了汉奸，日寇利用他们组织“黄道会”，他们也想邀黄金荣出面主持，同样为黄金荣托词推却。无论是与落水者，还是日寇，黄金荣与他们打交道都以礼相待，不去得罪。黄振世说：“抗战八年中，日本特务机关时常有人到钧培里访谈，黄礼待有加，其中伪黄浦分局长日人小林来往黄宅尤勤，关系更加密切。”可见黄金荣自我保护意识之强，狡猾。他的弟子卢英附敌，并居要职，到黄宅探望他，他把这个汉奸徒弟当作炫耀黄门的得意门生看待，恩宠有加。他对落水当汉奸的沪上三闻人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同样友好如此。黄振世曾听到黄金荣这样说过：做维持会长，怕别人暗杀。
抗战胜利，杜月笙回到上海，恒社被重新激活。此时杨虎担任中华海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他所创立的兴中社已改名兴中学会，下有海员万余人为会员；又有洪门郑子良组织侠义社，社员也有上万人。黄金荣因此也想激活停顿了八年的忠信社，经黄振世、邱子嘉建议，改名为荣社，社址设在嵩山路振声里隔壁前法租界公董局买办赵振声家里。1945年11月，荣社正式举行成立大会，黄金荣为社长，杜月笙、杨虎、王晓籁等以来宾身份前往观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