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太平轮沉船始末 情深如海背后的真实历史
太平轮是什么样的船？
太平轮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输货轮，载重量两千零五十吨。自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每个月七千美元的租金，向太平船坞公司租来，开始航行于上海、基隆间。当时“二战”结束，台湾重归中华民国政府领土，大陆各商埠往来基隆、高雄间，客船、货船热络往返，据早年基隆港务资料记载，一天即有近五十艘定期航班从上海、舟山群岛、温州、广州、福州、厦门等地，往返基隆港。
中联公司当年已有两艘定期船只往返上海、基隆。一是华联轮，为一九○七年由澳大利亚制造的商船;另一艘安联轮为加拿大制造的商船。太平轮从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启航，投入上海与基隆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最后一班，共计行驶了三十五个航班。
太平轮分为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等，初期投入营运是作为交通船，船上旅客大半是来往两岸的商贾、眷属、游客、转进台湾的公务人员等。但是在同年秋日过后，因为国共内战情势紧张，当时固定行驶上海、基隆间的中兴轮、太平轮、华联轮，因为航班往返多，船只吨数大，往往是大家的首选，随着时局动荡，此时就成了逃难船。
电影剧照
一九四八年秋天起，大量从大陆各省涌入上海的平民百姓，替代了早先到台湾的商旅来客，举家南移的逃亡潮浮现。据中联企业公司第一班到最后一班船的记录得知，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二十六日之间是停驶的，“奉港口司令部出军差，由基隆运国军至青岛，再由青岛驶向烟台运国军至青岛，驶向葫芦岛装国军及军需到天津，由天津装伤兵运沪”。
由这样的记载推论，当辽沈战役激战时，太平轮肩负了运送伤兵与补给军备的重任;回到正式航线时，两岸局势丕变：十一月二日大势已去，四十七万国民党大军被歼灭，东北重镇相继失守，不到两个月的战火狂烧，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从东北一路南下的共军，在林彪领军下，气势如虹;逃亡潮涌现，从各港口开出的定期客轮，开始挤入军公教人员及其眷属、南迁的平民百姓。抗战八年的苦难尚未远离，国共内战的纠缠如影随形，像乌云漫过天际;嗅觉敏捷的商贾，前仆后继，传递着台湾似宝岛的讯息，平日往来的交通船就更热络了。
当时往返上海与台湾的，还有中兴轮船公司的十几艘海洋船，如中兴轮、景兴轮、昌兴轮等十数条大船，以及海鹰轮船公司行驶上海、基隆、高雄的海鹰号、海牛号、海羊号、海马号、海球号;平安轮船公司、复兴航业、中国航运等船公司，都曾在国共内战时，被拨调为军用船或是运输船;在当年拥有最大吨数的京胜、互胜等船，都是在上海与台湾间活跃的商旅船班。这些船公司的规模，当年都远超过中联企业公司。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战胜的共军挟着胜利的果实，往各地进攻，大陆各省的共军士气大振，捷报频传。大陆各省多已骚动，军公教人员在光复后逐次到了台湾，家眷随即南迁;在辽沈战役之后，大量的移民潮往南方港口聚集，开始了一波波颠沛流离的岁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多本口述史中，都详细记载了当时各地公教人员家眷或随着亲朋好友到台湾之人的逃难史实，及惨痛的流亡记忆：有人坐着火车，从北方一路南逃，车厢内满满是人，挤火车时连车顶也都是人，得抓着栏杆爬上去，爬不上去的时候，是先生把太太抱起来往上丢。
有人在兵荒马乱之际，搭着小艇分批到外海上船，上船后大家坐在甲板上，人很多，想躺下来都没办法，全部挤坐在一起;如果想要上厕所，还得从别人的脚与脚的间隙，小心地插足过去。
有人坐在船上，没有栖身处，就在过道边一角窝着。风浪大，船摇晃得厉害，每个人都吐得七荤八素;有些船舱还会进水，一些人就得了风寒。也有人在船上生产，小孩一出生就死了，只好用军毯一包便往海里扔。
六十年前最关键的一战——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到次年一月十日，历时六十六天，惊天动地的淮海战役，打得无日无夜，国共双方有将近一百四十万人的正规部队投入战斗，加上动员的民兵，参与战争的人数高达六百万人以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内战。
国共双方尸体叠了一层又一层，血染红的河水潺潺流过。国民党部队杜聿明、邱清泉领军三十万，被共军包围在河南、安徽交界处二十天;三十万大军困守在冰天雪地的冬日，天候不佳、空投不利、弹尽援绝，连最后的八百匹战马亦全部杀来充饥。
杀戮战场上，双方战况激烈，国民党军的整个营队，战到只剩个位数，甚至全数阵亡;连马夫、火夫、汽车兵、白净清秀的年轻学生一一拉上战场，也全数阵亡。共军六十万人击败了国民党八十万大军，邱清泉将军于一月十日举枪自尽，共产党取得在大陆的政权，蒋介石政权顿时失去了大半江山，国民党败走台湾。陈诚一月五日就任台湾省主席;傅斯年一月十五日从南京到台湾，就任台大校长。
一票难求，黄金换船票
随着国共内战火热开打，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已作南迁准备。一九四八年秋冬，十二月起，故宫国宝、中央银行的黄金，也几乎同时秘密启动;播迁来台的计划，使战火狂潮横扫，谣言四起;徐蚌会战打得天崩地裂，平津战役硝烟四起，到处兵荒马乱;上海外滩实施宵禁戒严，但是船只无视宵禁，仍在夜间开航。
这时船票也是一票难求，十二月起，太平轮除了民众购票，军方也征用其作为运送军人与眷属的运输船。一些军校、军方部队，开始大规模往台湾迁校、迁退，如杨太平父亲杨民，是兵工学校学生，当时带着快生产的妻子上了太平轮，在船上生下杨太平。
曾任建中教官的李正鹄，现年八十六岁，他是从塘沽坐大军舰先到上海的。据他回忆，一起搭船的有兵工学校的化学兵，还有测量学校、工程学院的学生。从黄浦码头到吴淞口，船就开了一个小时左右，一起搭船的军队大概也有数百人，都挤上了太平轮。他们三点上船，五点开船，一开船，大家就进到船舱里了，那时候海象尚平顺，风平浪静，到了基隆，再转到花莲。这与杨太平一家的记忆吻合。之后他到师大进修，喜欢摄影，今年还在儿子摄影展中发布了自己拍摄的返乡纪录片。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太平轮，因为是年关前最后一班船往台湾，大家都争相挤上船，希望到台湾与家人团聚。船只满载，加上来往两岸的商家运足了货物要到台湾销货，如迪化街南北杂货;加上各政府机关的报表文件，在档案中初估有钢材六百吨，中央银行重要卷宗十八箱，《东南日报》社整套印刷器材、白报纸与大批参考资料，国民党重要党史资料也在船上;以及来往两岸商旅的账册，有人订购的五金、铁钉等原料。据世居迪化街的陈国祯描述，那艘船上还有许多南北货、中药材料、账册，原本是趁年关要结账、清账，船一沉，什么证据都没有了，出货的店家没办法收款，买家尚未结账，就趁此赖了一笔账。
原本有效卖出的船票是五○八张，但是实际上船旅客，远超过千人。据中联企业在上海地方法院方证词表示：开船前，大量挤上船的旅客以及买票者的小孩等都未列入名单，但是太平轮及其他早年航行台湾、上海的船舶，都有超载的恶行。据曾经服务于海员工会的任钦泓回忆：当年只要与船上工作人员熟识，都很容易无票上船。在上海地方法院的档案中，中联企业提供的旅客名单只有正式登记的五○八名，报载却是五百六十二人，而实际上船的超过千人，如王淑良的哥哥，就是没有在名单上的罹难者。
任钦泓坐一九四九年五月份最后一班中兴轮从上海到台湾，他形容：最后一班中兴轮人满为患，大家争着上船，船票行价是十五到二十条金子，他因为与船上驾驶员、二副都是朋友，所以用通行证上船，耳里还听到枪声大作;守在船上的军人，把爬不上船的旅客用绳索吊上船体;港口挤满了人，吵闹喧哗。在中兴轮上，他挤在二副房间，其他旅客把走道、通路都塞满了，“有些台阶还坐了两个人！动弹不得”。
刘真实在公公病榻前，听得公公在十五六岁时，身上缠着金条想换船票，但是船快要开了，家中亲人已经逃上船。“快，快，快！跳上来！”亲戚张开手，大声呼唤！岸边挤满了人，万头攒动，从岸边望去，看不见海水;有人身上缠着金条，用力跳，金子太重了，人就扑通落入水里，沉下去。她的公公一看，快快扔下身上缠绕的金条，用力一蹬，往要开航的太平轮上跳，“接住了！接住了！”
接下来再下一个航班的太平轮，就沉在舟山群岛。当年跳船、接船的长者，都已作古。“提起那段往事，公公当年在病床上，还是落泪呀！”“他说怎么跳上去的都不知道，只知道要逃命吧！”刘真实转述中，依旧有万般不舍。
据曾经坐太平轮的乘客记述：国共内战后期，所有船票不再是票面价，多用黄金直接换船票;特别是旧台币，每天贬值几万元，还不能换一碗面，黄金就是最佳的买票工具了。有办法的人，拿张名片也能上船。据说当年的船票，都比上海市政府公定价格还高，有些多卖出来的位置，就是船员们的外快，也难怪最后一班太平轮，超载了三四百人之多。在上海法院的起诉书中亦强调太平轮“向来是超载累犯”的旧事。
细数出事原因
最后一班太平轮出事原因，传说纷纭，有人说是超载，有人说是船员只顾饮酒作乐。还原现场当天：太平轮原定计划是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启航，后来改到下午二时，可是直到开航前，太平轮仍在进货，当天午后四时半才开航。
太平轮因为赶着要运更多货物上船，让许多旅客在船上空等近一天。据卢超(太平轮的常客)回忆：一月二十七日，他送侄儿到台湾读书，但是中午时分，侄儿打电话给他，说船还没开，他肚子饿得很，请他送食物上船。卢超买了水果点心上船，“那时候甲板与码头齐平，以前我上船得由梯子上船，而此次竟是抬脚即可上船”。可见太平轮吃水载重的程度。葛克也提及“全船无一空地，非货即人，因此加速下沉”。
一位施奶奶在接受采访时，也证实这班船的超载程度让她担心，因而在港口退了船票，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据档案中陈述，太平轮只是一艘中型船，但是那天上了近六百吨的钢条;太平轮上有船员告知不得再重载，但是船公司人员说，已经收了运费，货一定要到台湾。不过中联公司于事后曾登报解释：“太平轮当天的钢铁货量不到二百吨，船行驶出时吃水前十四呎、后十六呎，各尚有一呎富余。”
太平轮为了在戒严期间赶着出吴淞口，因此在黄浦江头加足马力，快速前进。冬日天暗得早，大船出港本应点灯，但是时局紧张，行驶在吴淞江口的大小船只都不鸣笛、不开灯。据当年在上海与家人等着要撤退到台湾的席涵静回忆：年关到了，夜半船只从大货船、客轮到小舢板，什么船都有;最早他还听过街头谣传，太平轮是与一艘运橘子的船迎面对撞而沉没。
船在近年关的黄昏驶出港口，一路没点灯，没鸣笛;为了怕被军方拦截，太平轮改变航程，抄小路，往前快行。往来的船只全为赶年关，静悄悄地在海面上滑行，夜越深，船行得越快，直到见不着江边的灯火人家;船上的旅客为着快过年了，在船上喧嚷、打牌、吃喝，个个都沉浸在年节的喜悦中。
为了迎合年节气氛，太平轮管事顾宗宝在上船前还特别采买了许多应景食粮：玛其林、咖啡、培根、沙鱼、目鱼、咸鱼、海参、海蜇皮、干贝、鸭蛋、各种肉类、冬笋、火腿、香菇、木耳、大头蟹、各类酒水、汽水……看来是为了在船上供应船员食用，也有旅客加菜，增添年节的准备。
开船那天，正是农历小年夜，第二天就是除夕，全船大多数人都浸染在欢乐气氛中，喝酒作乐，大口吃菜大口喝酒。生还者之一的太平轮厨师张顺来说：“看到船上大副、二副们，当天晚上喝酒赌钱。船行出吴淞口，这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但是船行出海，过了戒严区，迎面而来的是从基隆开出的建元轮，隶属益祥轮船公司;这艘满载木材与煤炭的货轮，要往上海开，船上有一百二十名船员。那天晚上远处仍可见渔火，约十一点三刻时，两船呈丁字形碰撞，建元轮立即下沉，有些船员还立刻跳上太平轮;隔了几分钟，太平轮船员还以为没关系，结果没多久，有船员拿着救生衣下来，这时全船旅客惊醒，要求船长靠岸。
据说船长立刻将太平轮往岸边驶去，希望能靠岸边，意图搁浅，可是船还未及靠岸，就已经迅速下沉;许多尚在睡梦中的旅客，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命丧海底。据生还者徐志浩的描述：
太平轮与建元轮，都是晚上夜行，熄灯急驶，太平轮大副当天已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记调舵，等发现建元轮迎面而来，提醒挂灯鸣笛已经来不及，两船相撞时，又没有即时放下救生艇，放下后，也没人割断绳索逃生。
生还者葛克也在法庭中记述：
砰然一声后，茶房对旅客们说，建元轮已下沉，太平轮无恙，大家不必惊恐，但是我已放心不下，携了妻儿登上甲板，那时下舱已有水浸入，只见两只救生艇上挤满了人，可是船上并没有一个船员把救生艇解绳入海……
也有目击者陈述，太平轮过于老旧，原本在出事前已向美联船厂登记要换钢板、调换船壳，加以修理，可是还来不及进厂整修，就发生惨剧。
千人惨剧，海上求生
生还者乔钟洲、何崇夫、卢鸿宾等人，在接受上海《大公报》采访时，曾经提及：
当时在海上，他们被船压到海里，吃了很多水，挣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又被浪打翻，这样三四次，幸亏体力好，后来爬到木板上，半身都浸到水里，寒气逼人，手足都冻僵了。
乔钟洲后来到了台湾，投入《时与潮》杂志社工作，是齐邦媛教授的表兄。卢鸿宾是位南京商人，家人都在台湾，但是所有积蓄财产都化为乌有，他担心日后的生活该怎么维持。
凄厉黑夜，海面寒风刺骨，夜越来越深，温度越降越低，海上呼救的声音逐渐微弱。据八十八岁生还者叶伦明回忆：当时不到几分钟，太平轮立即下沉，四周都是凄惨的哀号，冰冷海水浸蚀身骨，他与一些人趴在木箱上沉浮，熬到天亮，才被一艘外国军舰救起。
海上求生，是生死存亡的关卡，有温暖的相依相助，也有人性的丑恶。例如生还者葛克，曾经告诉妻子袁家说，当年还有人拿着枪支，迫别人让出木板。叶伦明在事隔六十年后，都还记得在深黑的夜里，四周尽是哀号惨叫声，却有人划着救生船，不管身边的哭喊求救声，扬长而去。“唉！”叶伦明长叹一口气。
叶伦明
曾经担任文化大学教授的席涵静，童年时候在上海与父母一起，等着要到台湾。国共内战打得他没上学，每天看新闻、读报纸，了解太平轮沉船事件在当年是轰动的大新闻，他也记得山西省主席及一些老乡都罹难了。一位同乡李述文是生还者，还到家里来送了本小册子，在他们家客厅叙述了逃生经过，这篇名为“太平轮遇难脱险记初稿”的记述，极为细腻地还原了沉船现场与逃生过程。
在李述文的记忆中曾经提及，有船靠近而后走远，见死不救;有人传是中兴轮，但是事后中兴轮否认，表示事发时中兴轮并不在该海域。海难发生，大家都问：太平轮船长呢？太平轮生还者张顺来在证词中说：“船长不在上面，是二副在上面，出事以后，船长在里面，船沉以后，船长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
在“寻找太平轮”纪录片发表后，船长子女分别于纽约与澳大利亚，在博客留言，感谢大家制作了这部片子，他们仍旧相信父亲是失踪了，还没有回家。
李述文与叶伦明及其他脱险者，最感谢的是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将生还者拉上船，先安排他们到火炉边，换上水手的干净衣物，再把湿衣服拿去烘干，每个人先给热汤、咖啡、食物，带他们去热水沐浴祛寒，一面往吴淞口开去。
下午两点多已到了上海港岸，等他们衣物烘干，大略休息，恢复了一些精神，六点多才到外滩第三码头，准备离船。桌面全是个人用品，手表、皮夹、身份证件、名片等一字排开，烘干、擦拭，供各人认领，“未短一张名片，未短一块金元”。在李述文的描绘中，下船前，全部脱险者向舰长与所有官兵列队敬礼，表示谢意;中联公司派车、派人来接往饭店休息，并供给食宿。
舟山群岛失事现场，还有生还者
太平轮、建元轮互撞，大约是在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2]，建元轮在五分钟后灭顶，太平轮随即下沉。据张顺来的陈述，“十二点半的光景就沉了”，李述文记得是“十二点一刻”，叶伦明表示：“船沉后没有多久，海面就一片宁静。”
中联公司委请招商局所有之海川轮等轮船与飞机，前往出事现场侦察、打捞，当时船长手绘正确失事地点：约在舟山群岛附近，浙东海面东经一二二度三十分，北纬三十度三十分，也就是在白节山与白洋山、三星山之间的三角航线，附近暗礁重重，航道水深流急。建元轮船长则在沈家门附近被捞获，据熟悉水域的人说：这是个难驶的海面。
家属也投入人力、财力，雇请船舶、飞机几度来回搜寻，也曾登岸至各小岛，发散寻人启事，派人打捞遗体;中联企业公司在二月二日发出悬赏，搜救生还者奖金一千万元，罹难者打捞五百万元，报告地址寻获者三百万元。
据官方说法，当时被救起的生还者有三十六名，其中太平轮旅客有二十八人，船上职工有六人，建元轮上有二人，共计三十六名。据二月二日的《台湾新生报》和二月三日的《中华日报》报道记载，除了被军舰搭救的人员外，还有三名旅客脱险。同年二月十七日《大公报》刊登了徐志浩的文章，并注明徐是自行脱难，不在前述生还者名单之列;加上先前人数，足见有近四十人生还。
据世居舟山群岛的姜思章表示，太平轮出事时，他只有十几岁，海面尽是散落的行李物品，有许多渔民前往打捞;他的父亲与几名船家，在深夜摸黑救了几名生还者，用渔船拉他们上船，第二天太阳升起，把他们送往群岛附近的相关单位才返家。但是时代久远，姜思章说：早年父亲没有留下脱难者姓名，所以也不知道当时救出多少生还者。
如果舟山群岛生还者加上之前的四十位脱难者，据推测，太平轮生还者应不止四十人，也突破原先官方说法的三十六名。
保险公司倒闭，家属组善后委员会
事发后，太平轮受难家属立即成立“太平轮被难旅客家属善后委员会”，负责与中联公司谈判赔偿事宜;兵分两路，分别在台湾与上海受理罹难家属登记，一是在上海地方法院提出告诉，一是在台湾要求赔偿。太平轮原先向英国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一是华泰产物保险公司，一是鸿福产物保险公司，沉船事件发生后，这两家保险公司负责人都逃离上海。
在蔡康永一篇名为《我家的铁达尼号》一文中，提及太平轮的保险事件：
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太平轮沉没的原因。只提过当时他们公司所拥有的每一艘轮船，一律都向欧洲的保险公司投保。唯独太平轮启用前，因为上海一位好友自己开了保险公司，为了捧好友的场，就把手上最大的这艘太平轮，让好友的公司承保。太平轮一出事，爸爸好友的这家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所有赔偿，由轮船公司自己负担。
事发后，由齐杰臣、杨洪钊、高正大等九人，从台湾赶到上海中联企业公司，同赴失事现场协寻。台北受难家属就分为总务、调查、联络三组，并推派各组代表，共计有二十一人，一月三十日《台湾新生报》就登出“中联公司传将宣告破产，家属昨赴警局请愿，要求假扣押公司在台财产，负责人交保”的新闻，当时坐镇上海的是中联企业公司的总经理周曹裔，台北分公司由经理朱祖福留守。
接下来几个月，受难者家属分别展开了两岸的诉讼官司与赔偿事宜。家属们向台湾省主席陈诚陈情，也向立委谢娥陈情。台湾律师团有陈国飏、许鹏飞，会计师周何圣;上海律师为章士钊、杨鹏。同年二月六日，受难者家属正式联名向中联公司提出告诉;二月七日起律师团即连续在报上登刊广告，呼吁大家不要买中联公司财产，防止该公司脱产，并要求受难者不要个体行动要求赔偿。
二月十一日，高雄法院扣押中联企业公司安联轮;二月二十八日，中联公司首次举行受难者公祭;三月十一日，太平轮受难家属提出假扣押安联轮，并要求中联公司如能提供白米八十万担，每担一百市斤，即解除假扣押，中联则提出七 点抗告;四月六日，在上海法院还开庭审理太平轮一案。
审理期间，两岸当时局势已无法控制，人心惶惶，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进占南京。
五月二十日，陈诚宣布台湾地区戒严。
在国共局势危急后，“太平轮被难旅客家属善后委员会”齐杰臣等人，立刻回到台湾，向台湾省参议会呈请协助，要求中联公司赔偿案送请最高法院、省政府、台湾高等法院、台北地方法院、台湾银行等机关办理。历时将近两年，解决了太平轮受难家属赔款案，其间居中协调者，为时任台湾省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
诉讼期间，中联公司投保之保险公司恶意潜逃，中联公司必须全负起赔偿金额，在股东多半四散的情况下，由总经理周曹裔扛下大部分赔偿重责。
传言中，太平轮是黄金船？
向来坊间传言太平轮是艘黄金船，船上有许多政商名流，为这艘沉船添加了几许神秘色彩。时逢小年夜，大家赶着到台湾过年，战火烽烟漫天，有人是要播迁到台湾安居，金饰珠宝、值钱细软多是能带就带。曾经有位太太在逃难时的记忆是：身上缠了一圈值钱的金条，外面一件大布衫，宽宽大大看不出什么玄机。
传言中这班太平轮还带了故宫古董，有人听说“怀素的字也在船上”！战火动荡，北京最大玉器行铺“永宝斋”负责人常子春，决定离开北平世居，到台湾另辟天地，让一家大小把所有家当都搬上船，值钱的玉器、古董，也全沉在浙东海域了。
上海小儿科名医徐小圃，也是收藏丰富的古董玩家，传说他珍藏的名人字画都在船上;更有不少达官显贵，带着稀世珍宝在身边，所以在沉船后，海面上尽是珠宝、首饰……木箱、文牍四处漂流，在舟山群岛海域，也一直有渔民打捞到金银珠宝的传言。
故宫文物是否也在太平轮上呢？据了解，故宫国宝多半在一九四八年底，分三大批由海军运输舰中鼎轮、昆仑舰与招商局商船海沪轮等，抢运到台湾。同年十一月，中央银行的黄金也同时分批运往台湾，负责运黄金的，从海军海星号、美盛舰、峨眉舰，到招商局的汉民轮等，后期军机也加入了运送的抢救行动。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上海《大公报》记载，船上最大货物失主是中央银行，除了该行全部卷宗外，还有运厦银洋二百多箱，每箱五千元，约一百多万元;同月十七日，该报再度重提，船上有银元、金条，导致船身失去平衡。
长久以来，太平轮是条黄金船的传言不断。二○○四年，李登辉曾在一场合说道：“不要以为台湾今天的繁荣，是国民党抵台时，运来了九百六十万两黄金，事实上没那回事，那艘船从南京来台湾时早在扬子江(长江)口就沉没了。”一时间，大家又想起了太平轮的黄金传言。
太平轮上有中央银行六位行员押货到台湾，在记录上他们是押送文件，其中只有一位生还者，罹难者中有一位是国库处的员工。据《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书中陈述：作者父亲吴嵩庆将军(负责国民政府撤退台湾时的黄金搬运工作)，在一月十日后，得到蒋介石的手谕，把国库中的金银元、美钞移作军费，向台湾、厦门输送，黄金全是用军机运送，只有银元用军舰送，也许把一些银元分点零头给了太平轮运输;据他书中资料推陈，“沉在太平轮的，估计只有银元、银砖，而没有黄金”。
周曹裔的儿子转述：早年他的长辈在提及太平轮时，父亲总是沉默不语，母亲觉得惋惜。父亲、母亲一无所有到了台湾，“大时代的悲剧，谁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惨案呐！”偶尔有些长辈会提到，当年把那一箱箱沉重的中央银行箱子搬上太平轮，“一个箱子要八名壮汉才搬得动，总共搬了三十六箱”。提到曾经有的繁华旧梦，“母亲感伤，父亲始终沉默”。
“爷爷都不说话，我们家房子不大，就住在小小的公寓里，我放学回家就看他坐在客厅，看着窗外。”周曹裔的孙子回忆，爷爷在他小学三年级时过世，也带走了所有太平轮与中联公司的旧事与遗憾。
周曹裔的儿子、孙子，在台湾生活简单，都是单纯上班族：“我们也不知道能为太平轮做些什么。”他们诚恳地说。
随着两岸开放的脚步，也曾有过外籍打捞公司或对岸机构托人来台向周家后人询问太平轮打捞事宜;事隔六十年，一直有人旧事重提，但是沉船打捞能否有进展，仍是未知数，只平添了更多想象空间。
作家笔下的太平轮及其他
一九四九，对这一代的华人是个敏感的数字，战火迷乱，两岸相隔，记忆离散在许多来台湾作家笔下。一九四九年离别故乡，到了台湾落地生根六十年，悲伤哀怨，往往成为上一世纪的符码;最后一班船，成了少年青春的乡愁。有人一辈子没有再回到故土，有人再回少年山河梦土，却再也唤不回花样年华。
太平轮曾在白先勇笔下，化为小说《谪仙记》的题材，《谪仙记》中曾写到一位上海小姐李彤，因太平轮出事，父母都遇难的情形，之后被上海谢晋导演改编成电影《最后的贵族》。
二○○七年春天，与曹又方在上海相约吃饭，她说要写部小说，构思把太平轮背景放入。回台湾后，我把太平轮相关剪报资料寄到她珠海住处，相约哪天再多聊些太平轮往事;可惜她二○○九年春日辞世，我们来不及一起再赏桐花，也不知道太平轮的小说，她写完了吗？
一九五○年代女作家徐钟佩，曾经生动地描述了搭乘太平轮的经验：
太平轮是一个黑黝黝的大黑洞，人一下洞，就有一股异味扑鼻，地下又臭又酸，原来是艘货船改装。
夏祖丽说，她们全家是坐中兴轮到台湾，她的丈夫张至璋全家也是，只是当时年纪小，不复太多印象。她的大哥夏烈说，她们全家坐中兴轮，但是父亲何凡早年许多精彩照片、参加比赛得奖的奖牌，全跟着太平轮沉落海底了。他们的母亲林海音，却细心保留了中兴轮船票及一篇陈述他们初到台湾的短文。
许多作家都曾描述离开大陆的最后一眼，如军中作家王牧之、王鼎均，都曾叙述过别离惆怅。司马中原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坐上最后一班“大江轮”商船，在共军的炮火射击下，仍往台湾航行。他形容上船时：
当时雨落得很大，炮火却不断盲射而来，码头北面是大片广场，广场上几乎排满了装甲军车。。我被安排在船腰上空的一艘救生艇上，视界广阔，空气很清爽，但离开烽烟滚滚的大陆，心里却很凄伤。
雷骧也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家人到台湾，枪声、炮声已经在虹口响起，雷骧与母亲、家人，赶上最后一班海鹰号;他的父亲与哥哥，分别是坐太平轮与中兴轮到台湾。海鹰号船长妻小仍留在上海，船长也知道这回出航到了台湾，与家人很难再聚首，他不愿出航，二度驶出港口，却又再开回黄浦江头，心中万般不舍，“最后好像是有人拿枪指着船长，船才开出去，向台湾航行”。
上船后，他与哥哥住在船员室里，旁边是启动船行的大锅炉，温度高，船又晃，他只记得晕吐的感觉，他们只能躺着，躺到风平浪静，台湾就到了，那年雷骧才九岁。
一九四九年划开了两岸，也划破了两个不同的政权与时空。台湾方面说：神州变色，要建设台湾，作为反共抗俄的基地。在舟山群岛大撤退后，甚而提出了“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目标。大陆则高喊胜利解放，人民当家做主，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之后两岸互称蒋匪、毛匪，剑拔弩张了半世纪。
六十年过去，两岸开放探亲、通商、通婚、直航。两位在六十年前打得你死我活、打得石破天惊的领导人，都已作古。两岸情势丕变，曾经对立的标语、口号渐次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向钱潮靠拢。对岸满街的毛泽东手表、毛家菜、解放军书包，海峡这头蒋家商品、蒋家传奇，全成了观光客吸金器，两岸都在卖他们的公仔、肖像、传奇，仿佛遗忘了六十年前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回首六十年前，来不及到达台湾、葬身海底的魂魄，早已随巨浪舞动向天;汹涌潮水，将陈年往事滚向远方。天，望不见尽头;海，看不见彼岸。所有的幽怨，化为沉香，期待着下一轮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