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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台湾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过程及遇难人数

2017-03-08 08:37:25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二·二八事件”,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是台湾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请愿减税的

“二·二八事件”,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是台湾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请愿减税的商贩。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省大部分地区。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急电南京求援,国民政府调驻守上海的21军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运动最终失败。

台湾二二八事件过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消息传来,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欢庆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1945年10月25日,日本投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现改称中山堂)举行。日本投降代表、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将军呈递降书。

陈仪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军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第二天,台北市学生及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大游行,欢庆祖国收复失土。全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纵情庆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

战争结束时,整个台湾工农业生产处于瘫痪状态,物资缺乏,米荒严重,物价飞涨,百业萧条,人民大量失业,社会治安恶化。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经历了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刚刚重回祖国,国民党当局和台湾人民之间彼此都不大了解,容易产生矛盾,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磨合。而恰恰是在这一段磨合期,国民党当局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政策,激化了与台湾人民的矛盾。

台湾回归祖国后,蒋介石在大陆大打内战,大陆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台湾光复仅一年,台湾物价涨了100倍。台湾中小企业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劫夺下,纷纷破产倒闭。加之农业歉收,致使当时台湾6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人民怨声载道。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老百姓们原以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可以扬眉吐气过几天舒心日子。哪知他们美好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欢迎变为失望,最后成为仇恨。这种仇恨的情绪,由一件偶然的事情,点燃了全岛人民的反抗怒火。

1946年10月25日,在台湾光复一年后,蒋介石来到台湾,亲自参加光复一周年纪念会。虽然台上眉飞色舞,意气风发,但台下却反应冷淡。台湾人民欢天喜地迎国军的热情早已在一年的亲身经历中灰飞烟灭,跟大陆人民一样,他们“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挂上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

光复一年,台湾人民的兴奋变成了积怨,乌云笼罩在整个台湾岛,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山雨欲来风满楼。1947年2月27日下午,时近黄昏。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中年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的林江迈守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人群开始骚动,等林江迈反应过来时,已来不及跑了,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

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

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逻。

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起义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1947年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1947年3月8日,委员会通过其宣传部长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条要求”,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

但是,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扩大,起义队伍中也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地方绅士和流氓,他们将三十二条扩大为四十二条,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等,致使陈仪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早在1947年3月2日,陈仪见形势不妙,就急电南京:“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蒋介石接报,经与国民党要员商量,均认定“二·二八起义”是“暴乱”,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镇压。蒋介石立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赶到。

1947年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21军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经过近半个月的艰苦斗争,“二·二八起义”最终失败。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作非法组织遭取缔。3月,国民党还在台湾进行了大规模地收缴枪支和肃清“暴乱”分子活动。1947年4月24日,国民党政府撤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陈仪被撤职赋闲,魏道明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二·二八事件中牺牲受难者的详细明确数目因发生年代久远,加上国民政府的漠视,一直都有所争议。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数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实上由于种种塬因,例如当时政府所主导的滥杀行动,很多没有书面资料遗留,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确实的牺牲者人数,一直有极不一致的估算。

从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几万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数字是10,000以下。李乔则推估死亡人数为18,000人左右。伤亡人数估计值依统计的方法论不同而异,取中间数并没有意义。至于向二·二八基金会申请赔偿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会已审: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踪179,羁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惟此补偿案件数不等同于实际伤亡数字,塬因有七项,在二二八基金会官网有详细说明.....

若干人士引用杨逸舟的着作《二二八民变》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注销十二万有籍无人的户籍,做为二·二八罹难人数的一个参考数据。但是台湾户籍法规定申报过死亡就不再有户籍,民法规定失踪七年也能报死亡。所以这十二万人,没有一个在二·二八事变当年被申报死亡或失踪,才会十几年后还有户籍。

而真正在二·二八当年罹难,申报过失踪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户没有户籍,不会落在有籍无人的清单。所以所谓有籍无人,跟二·二八事变罹难人数无关。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各方数字整理如下:杨亮功调查报告 死190人 伤1761人。白崇禧报告书 死伤1860人。《纽约时报》霍伯曼南京专电 死2200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监察委员何汉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

《纽约时报》记者杜尔曼德丁专电 死1万人。台湾旅沪六团体1947年《台湾事件报告书》 死1万人以上。民政厅长蒋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报告书》 死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 死1万至数万人。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乔治柯尔死2万多人。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 死1万8000人至2万8000人。

台湾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列表

以下所列人物为台湾二二八基金会所认定并公告的部分受难者列表,仅限于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后的屠杀行动中丧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狱者则不记;由于该事件受难者过多,这里只是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备代表性。并按照受难者姓氏教会罗马字拼音顺序排列。

蒋渭川:知名非武装抗日人士蒋渭水的弟弟。当时国民党派特务暗杀,蒋渭川侥幸逃过一劫,但其女儿蒋巧云遭到杀害。蒋渭川虽然还是与国民党合作,但只是样版,而且失去台湾人的信任。

庄木火:瑞芳小学校长。

杨元丁:艺人伊能静的外公,基隆市副议长 被军人枪杀后踢入河中。

陈澄波:东京美术学校研究所毕业﹐画家;时任嘉义市参议员,担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飞机场慰问国军,却被逮捕,未经审判公开枪毙于嘉义火车站前。

陈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大公企业公司”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被警察带走而遇害。

陈能通:淡水中学校长。

简锦文:基隆要塞司令部军医,在军中被杀。卢园:淡水中学化学科教师。叁芝北新庄田心仔人。订婚当日早上,听闻陈能通校长长女之哀求,出门查看校长而遭两个持枪士兵射击中弹。陆路封锁,经淡水河以舢舨送双连马偕医院救治,不治身亡。

顾尚泰:西医。

廖进平:社会运动家。

许朝宗:艺人许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车站副站长。

郭章垣:宜兰医院院长;遗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郭守义:基隆名医。黄妈典:日占时代任朴子街长,事变时任台南县参议员;在新营被枪毙示众。

李瑞峰:律师。李瑞汉:曾任台北律师公会会长。李丹修:八堵火车站站长。

林连宗:台湾前制宪国大代表、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律师公会会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二二八事件”死难者。

林茂生:台湾历史上第1个哲学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曾于终战后协助接收台湾大学,并创办《台湾民报》;“二二八事件”后无故被捕,一去不回。

蓝灯旺:基隆社寮岛居民。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总经理,“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女儿阮美姝至今仍积极从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叁月十二日曾在屏东设立私人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2007年六月纪念馆经营结束,文物分为四部份,分别保存于台北的台湾神学院、台南的真理大学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纪念室及施国政先生(阮朝日228纪念馆执行长)。

黄阿统:淡水中学训导主任。

施江南:医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专攻。日占时期曾任台北州议员、“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参事、“台湾奉公医师团”本部理事。战后曾任“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

宋斐如:台北高等学校﹑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行政长官公署惟1的1位做到1级单位副首长(教育处副处长)的台籍高级官员,《人民导报》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

汤德章:律师。1946年参选省参议员,被列为候补参议员。228事件爆发后,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成立,被推为治安组长。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汤德章被反绑悬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枪托打断,在遭受酷刑后,双腕被反绑,背后插有书写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车,绕行市街,然后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绿园(已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枪决。汤氏被枪决后,士兵不让他的家人立即收尸,任其尸体暴露,经过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许以毛毡覆尸,但尸体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国府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抚”。白氏来台后,下令将被关在军法看守所的所谓“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湾高等法院审理,结果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下来----“汤德章无罪!”

王添灯:日占时期实业家,战后曾任《人民导报》社长;“二二八事件”中被中国人张慕陶的宪兵用汽油烧死。

王育霖:日占时期的律师,战后曾任新竹地检署检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秘密处死。

吴金链:《台湾新生报》日文版总编辑。日占时期曾任《台湾新民报》台南支局长、宜兰支局长,并曾任职于总社社会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报道被害。

吴鸿麒:吴伯雄之伯父。战后曾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带走,四、五天后,陈尸于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军民纠纷,得罪一位军官而惹祸。

萧朝金:日占时期牧师;“二二八事件”时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尽酷刑后遭枪毙。

许锡谦:花莲人。战后参加叁民主义青年团花莲分团,担任宣传干事及该团7名干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担任“青年大同盟”总指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花莲分会”成立后为该会重要干部。后走避台北,经当时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及宪兵队游说其叔父劝说回乡,于返回花莲途中遭埋伏的军宪人员捕杀。杨照的外祖父。

张七郎:医师;曾任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台湾省制宪国代;“二二八事件”后,与其叁弟张果仁医师与长子张依仁被军队带走,一家叁口均遭杀身之祸。后来证明是被当时的花莲县长张文成挟怨报复。其二子张依仁曾前往中国东北病院服务,医治过蒋介石腹泻。张依仁被搜身时,衣袋内有一枚现职军医上尉证章,及蒋的亲笔手条,才免去杀身之祸,后避居日本。当时,台籍人士林顶立任职保密局,借职务之便,诬告张七郎。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请廿一师独立团第五连连长董至成密裁张家。因张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发,震惊地方之后,指示台湾调查站明确指出“张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参与事变之活动,似此不分善恶而捕杀,今后公家之事何人敢为。”尔后,林顶立定居中台湾安享天年至1980年。张文成下落不明,一说他后来返回大陆。

潘木枝:医生,免费医治付不出医药费的穷人,救了萧万长在内的许多市民的生命,事变时任民选嘉义市参议会参议员,1947年3月25日与画家陈澄波等多人没有经过公开审判就被公开处决,儿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后的清乡扫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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