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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解密“党员宋庆龄” 晚年很孤独

2017-03-07 11:52:23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周幼马的父亲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小时候,他家境贫寒,读书非常用功。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一

周幼马的父亲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小时候,他家境贫寒,读书非常用功。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全校最优秀的。他16岁考入医科大学,23岁(1933年)就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为了到东方研究热带病,在好奇心和探险精神的驱使下,他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坐船来到了中国上海。

周幼马曾听父亲讲过,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西方有的这里全都有,却没有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对他们3个美国青年来说,挣钱简直太容易了。他们先是在一家外国医院工作,后来合伙开了一家诊所;一年后,其余两人回国,而马海德选择留下来。

在上海,马海德认识了改变他未来人生轨迹的3个人:一位是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另一位是上海租界督察、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第三位便是宋庆龄。“听父亲讲,在一次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家庭舞会上,他对面坐着一位个子不高,却非常美丽、高雅的女士。父亲走上前去请她跳舞,后来才得知,这位女士就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他们的影响下,父亲逐步转变成为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

周幼马说,父亲是工人家庭出身,由于是外来移民,因而受到美国社会的歧视。当时西方正处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完成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经济蒸蒸日上。这一系列因素,加上在上海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使父亲逐步树立起了参加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信念。也是从那时起,宋庆龄和艾黎成了马海德最忠实的朋友和老师,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对父亲来说,他们都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经过湘江血战、艰苦的长征,来到了荒凉的陕北。那时,从司令到战士,乃至随军家属的健康状况都令毛泽东非常担忧。当时,红军中没有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1936年3月,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找一名医术水平高的外国医生来陕北苏区。“毛主席之所以要找外国医生,大概是考虑外国人容易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于是宋庆龄找来了我的父亲。”

宋庆龄

1936年3月,马海德来到了西安,3个月后,宋庆龄请他到家里谈话。“宋庆龄交给父亲半张5英镑的纸币,并叮嘱他会有人拿着另一半纸币和父亲联络,如果纸币对得上,父亲就随他走。”于是,马海德踏上了寻找红军的道路。他先联络上要去陕北苏区采访的记者斯诺,两人一起住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候。不久,一个商人模样、自称卖古玩的人,拿着半张5英镑纸币和他们接上了头。“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地下党特工‘董牧师’。在临潼温泉,他们与中共保卫部部长邓发秘密会面,当地到处可见悬赏200大洋换‘共匪’邓发人头的告示。在为父亲和斯诺安排行程时,邓发用带有广东腔的英文说:‘本打算用张学良的飞机送你们去延安,但他的美国飞行员是新来的,不十分了解,执行这样的任务,难保他不会说出去。’”就这样,马海德和斯诺乘军车先来到延安,随后牵着毛驴进入中国工农红军的临时驻地保安。

主席最怕他打“十三不靠”

1936年7月13日,马海德和斯诺到达保安不久,便跟随红军去了前线部队。他们来到宁夏豫旺县的西征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热烈欢迎。“当地群众多是回民,信奉伊斯兰教。恰好父亲会说一些阿拉伯语,会写阿拉伯文。父亲祖籍是黎巴嫩,知道伊斯兰教习俗,所以他很自然地融入当地群众中,阿訇经常请他到家里做客吃饭。后来,父亲听到中国人说‘十个回民九个马’,于是就改名为马海德,这个名字他在中国用了一生”。

斯诺离开保安后,马海德却选择留了下来。“父亲当年只有26岁,他见到毛泽东,提出要参加红军。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任命他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就这样,马海德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参加红军的西方人。不仅如此,马海德后来在八路军、解放军中也担任过职务,他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设,这在西方人里是绝无仅有的。

马海德刚参加红军时,陕北还有个外国人,就是红军前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组织上把他们安排在同一个窑洞的里外屋。周幼马说:“他们俩个性完全不同,李德架子很大,身后总带着一个警卫员,枕头下老是放着一把苏式手枪,不搭理人,还喜欢勾引别人的妻子。”

因为马海德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后来两家人干脆住到了同一个院子里。在延安时,毛泽东工作繁忙,睡眠不大好,马海德就拉他去散步、教他打乒乓球、去看文艺节目、跳舞等等。有时见毛泽东长时间紧张工作,他就会请毛泽东打麻将。“通常是毛主席、江青,还有我父母4个人一起玩。毛主席打麻将的时候全神贯注,特别想和牌。而父亲打麻将是个‘二把刀’,只会打‘十三不靠’。毛主席最怕他这种打法。有一次,父亲一板一眼地打,就要和了,而毛主席也只差一张牌,就捏在父亲手里。毛主席不高兴地说:‘你能不能不打十三不靠,打别的。’父亲说:‘你们只教我这个,我不会打别的。’毛泽东说:‘以后不许打十三不靠。’父亲说:‘那我就不玩了。’毛泽东想了一会儿,无奈地说:‘算了算了,你就打十三不靠吧。怪人打怪牌!’八圈下来,毛泽东站起来活动身子,父亲说:‘主席,怎么样,争争吵吵比打八圈更有意思吧?这对松弛您的神经大有好处。’主席这才明白了父亲的用意,双手抱拳打趣说:‘那就感谢博士了!’”

在延安,马海德还和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海德不仅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还尽力照顾当地其他中共领导人和普通百姓。“‘文革’期间,父亲曾对我讲过,新中国成立前,经他保健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的病历,都保存在我家里。周恩来右肘粉碎性骨折后,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无法进行手术,恢复得不理想,父亲只要有时间就去看望他,并帮助他按摩和热敷。还有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在延安或来延安开会,父亲总要亲自为他们检查或治疗”。离开延安50年后,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还对马海德心存感激。原来,邓颖超在延安时得了肺结核,这病在当时就是绝症,没有特效药。“父亲告诉她,拿一个门板,每天躺在上面晒太阳,因为晒太阳能增加钙,那个肺的钙化就很可能自愈。后来她的肺病果然痊愈了。”

将全部精力投入麻风病防治

在延安,马海德还邂逅了他的终身伴侣,周幼马的母亲周苏菲。1939年底,延安每到周末就有舞会,马海德是舞会上的名人。他舞跳得最好,又是中共领导的保健医生,主动担负了敦促领导人参加跳舞健身的责任。“我的母亲是鲁艺的学生,长得很漂亮,外号‘小美人’。父亲和她在舞会上相识、相恋,之后结婚。”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马海德全家依依不舍地撤离,当时,周幼马和杨尚昆的儿子被分别装在两个草筐里,放在一匹骡子上,由周苏菲拉着。“1948年初,我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5月,毛泽东也到了那里。父亲在西柏坡继续给人看病,还去英语培训班教英文。”1949年2月,马海德跟随叶剑英到了北平,准备进城接管医院和安置医务人员。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中,他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为在中国消灭性病和在2000年全国争取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作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78岁的马海德在北京逝世。“父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我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亲去世,都没能入党。在父亲的葬礼上,邓颖超握着我的手说‘幼马呀,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旁边的媒体记者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说‘不是’。直到3年后的1991年,我才明白父亲的心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曾说我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但可以搞摄影”。让周幼马感到欣慰的是,他按照父亲的要求,成了一名合格的摄影师,并在宋庆龄晚年一直陪伴她整整十载,用相片记录了宋庆龄的晚年。“大家都知道她是在198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的”,周幼马后来看了很多材料和解密的苏联档案,发现宋庆龄早在上海时,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了。1931年,宋庆龄回国给母亲办丧事的时候,就是为了解救一个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牛兰,当时,苏联共产国际就吸收她加入了共产党。她为了帮助在江西苏区的红军,曾经让我父亲买很多的药和医药器材想办法送去;还有一些革命者从上海乘船去苏联开会,父亲掩护、送他们走,使其顺利到达苏联开会。有时候,宋庆龄打电话给父亲说,你今天不要去门诊,有一些朋友要在你那里聚会,事实上是地下党要在那里开会。父亲马上就停止门诊,把诊所让给他们。宋庆龄是我父亲成为革命者的引路人,后来,周幼马专门写了《解密党员宋庆龄》的文章纪念她。

宋庆龄晚年孤独

周幼马1971年起开始担任宋庆龄的私人摄影师。宋庆龄病重期间,他是宋庆龄寓所内唯一的一名摄影师。1981年6月4日,他护送宋庆龄骨灰到上海,参加安葬仪式。“在我逝去的年华里,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担任宋庆龄的摄影师。作为她的摄影师,我真实记录了她最后的重要时刻。”周幼马说,他能感觉到宋庆龄晚年的孤独,但也能看出她内心的平静。宋庆龄晚年经常在楼上,很少下来,她有写日记的习惯,但现在她的日记还没有公开。“她非常注重穿着,衣服不多,都是一些以前留下的衣服、手包、帽子、围巾等配饰,但她每次出门,都要自己精心搭配。节俭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感觉宋庆龄是念旧。她在国内没什么亲人,所以对旧的东西特别有感情,她有一个烟盒,已经很破旧了,甚至要用橡皮筋才能固定上。我父亲有一次去国外,专门给她捎来一个新的烟盒,但宋庆龄还是用原来的那个。”

周幼马回忆,宋庆龄晚年很少出游,也不喜欢出门,特别是“文革”时期。有时候节假日,她会被政府安排参加一些公开活动,“但因为都是安排好的,这让宋庆龄觉得很无趣。”有一次,宋庆龄饶有兴致地打扮了一番,去香山游览,“但她发现周围的游客全都是‘假游客’,整个香山都戒严了,她觉得很没意思,就说‘因为我一个人,大家都不能来玩,太没意思了’”。周幼马说,唯一让宋庆龄高兴的事情就是看电影。“宋庆龄楼上有一个放映机,可以放电影,有时候她会拿一些欧美的老电影来看,她特别高兴的时候,会邀请许多朋友,我也会受邀。看完电影,她会请大家吃饭、聊天,虽然是很简单的聚餐,但感觉她比平常健谈。”

父亲去世后,周幼马变得成熟起来,他为了让母亲乐观生活下去,成立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马海德基金会,目的是为现在还在世的麻风病人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具体事情开始是妈妈掌管。因为她年龄大了,90多岁,不能跑路,不能去麻风病院慰问麻风病人,跑腿的活是我的。当年在中国,麻风病人被视为最可怕的,有些村落甚至将他们焚烧或者扔入深山。父亲能在那样的情况下,舍命走近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握手鼓励,是很不易的。我想把父亲的这一份事业做下去。”

80年前,马海德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而80年后的今天,他的家在中国已经有了四代人,人数达10个。马海德虽然已经离大家远去,但他的精神、意志和理想却如同他的后人一般,在中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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