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皇帝”一场幻梦 明朝大太监刘瑾的垮台经过
正德五年八月,张永班师回朝,押着寘鐇及其亲属十八人抵达京师,皇帝在东安门举行献俘与受俘仪式。仪式完毕以后,皇帝设宴慰劳张永,刘瑾、马永成陪坐。待到刘瑾告退,张永向皇帝揭发刘瑾谋反,从袖子里拿出奏疏,列举十七件不法事。已经有些醉意的皇帝问道:这个奴才果然负我?张永回应道:此事不可耽误事机,否则的话奴才粉身碎骨,陛下也无处安身了。马永成在一旁敲边鼓,支持张永。皇帝终于下定决心,逮捕刘瑾。
当天夜间,刘瑾留宿在宫中内值班室,听到外面人声喧哗,喝问:谁!外面应声:皇上有旨。刘瑾披着青色蟒衣出来,立即被士兵捆绑,押往东华门外的菜厂。皇帝念于旧情,不想杀他,只是宣布:刘瑾前往凤阳闲住。鉴于朝野盛传刘瑾贪赃枉法富可敌国,皇帝下令“籍没”—没收其全部财产。
刘瑾的家产令人震惊。王世贞在他的著作中说,刘瑾有黄金1200万两,白银25958万两。《宪章录》、《皇明通纪》沿用了这一说法。《明史纪事本末》大概也是这种说法,具体为:金元宝24万锭(一锭50两),零碎黄金57800两;银元宝500万锭,零碎白银1583600两。夏燮在《明通鉴》中对此作了考证,认为金银数字过于夸张,并不可信:“恐当时传闻如此,未必真有此数。”所以他采用比较含糊的说法:“金银累数百万。”这还不包括无法计算的珍珠、玉器、文物、字画。皇帝最为关注的不是这些财产,而是从他家里查抄的衮衣、玉带、甲仗、弓弩之类的违禁物品,特别是从不离手的扇子内暗藏两把锋利的匕首。皇帝朱厚照勃然大怒,想不到成天在他身边转悠的奴才,竟然挟带凶器,显然心怀叵测,不由得吐出三个字:“奴果反!”—这个奴才果然有反叛之心,下旨把刘瑾关进监狱。
一时间,舆论风起云涌。以谢讷为首的六科给事中,以贺泰为首的十三道御史,联名揭发刘瑾十九条罪状,请求皇帝立即明正典刑。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命令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与锦衣卫会同有关部门官员,在午门外审讯刘瑾。主持审讯的刑部尚书面对昔日的“立地皇帝”,紧张得不敢发声。刘瑾气势汹汹地大声喊道:满朝公卿多出于我的门下,谁敢审问我?审问官们一个个都避开他的凶狠目光,噤若寒蝉。此时,驸马都尉蔡震挺身而出:我是皇亲国戚,不出于你的门下,敢于审问你。蔡震追问他为何私藏兵器?刘瑾辩解,为了保卫皇上。蔡震追问,为何藏在自己家里?刘瑾无言以对。
以“反逆”罪定案后,皇帝下旨:不必覆奏,凌迟处死,三日后割其首级,并把审问笔录与处决图像,向全国公布。
刘瑾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然而定为“反逆”罪,似乎有点牵强。野史传闻,他竟有“篡位”的图谋。说得最为活灵活现的,是刘瑾与张綵的密谋。有一天,刘瑾与他的亲信、吏部尚书张綵聊天,竟然痛哭流涕地说:先前,谷大用、张永等人,担心遭到外廷大臣攻击,推我为首。我以身徇天下,摧折大批正人君子,天下怨仇都集中于我,不知道今后下场如何?张綵屏退左右悄声对他说:如今皇上没有儿子,势必册立宗室子弟,如果是一个年长又贤能的人,公公必将受祸,不如援手拥立年幼的弱者,公公可保富贵无忧。刘瑾表示赞赏。过了几天,他突然变卦,对张綵说:不必拥立宗室子弟,我自立为帝。张綵期期以为不可。刘瑾大怒,拿起茶碗向张綵掷去,张綵不敢再劝阻。
刘瑾处死后,张綵作为同谋被捕入狱,却大喊冤枉:“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可鉴其心。”明眼人一看便知,此类“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随着张綵死于狱中,已经死无对证,其可信度究竟如何是颇值得怀疑的。
主犯虽死,横行政坛五年的流毒,却难以消除。皇帝朱厚照只想除掉一个“反逆”太监,并不想改弦更张。张永也不想打击面过于扩大,以免使自己陷于难堪境地。言官们纷纷上疏弹劾为刘瑾摇旗呐喊的文武大臣,张永拿了奏疏到左顺门,向言官打招呼说:刘瑾专权时,我辈都不敢讲话,何况文武两班官员!如今只追究刘瑾一人之罪,以后不要再写这样的奏疏了。
先前为虎作伥的佞臣,如内阁大学士焦芳、刘宇、曹元,户部尚书刘璣,兵部侍郎陈震等,不过是削职为民了事。相对于张綵瘐死狱中之后,再“磔尸于市”(在街头对尸体千刀万剐),罪大恶极的焦芳父子竟然得以寿终正寝,反差极大,却不足为奇。
刘瑾倒下,张永取而代之,太监专权的局面没有改变。《明通鉴》说得好:“瑾虽诛,而张永用事,政仍在内,魏斌、马永成等擅窃威柄,阁部仍敛手而已。”正德朝的腐败政局并没有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