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袖珍书 名为巾箱本 宋代有考生用其作弊
不知从何时开始流行一种口袋书,在公交车或地铁上,都能见到有人从口袋里掏出开本极小的书认真翻看。其实口袋书并不是现代人独享的出版物,在古代也有类似的袖珍书,名为“巾箱本”。“巾箱”为古人用以装头巾、手帕之类物品而随身携带的小箧,这种袖珍本书型很小,可以装在巾箱之中,故此得名。
“巾箱本”由来已久,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后序中称“家遭火,书籍都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尝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也载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遂为一时时尚。可见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小巧精致的“巾箱本”,以便于古人行旅中坐卧诵读的特点备受推崇。
进入雕版印刷时代,由于开本小,节省印刷材料,因此相比普通图书,“巾箱本”书价便宜,广受文人青睐。南宋文人戴埴在《鼠璞》中云:“今巾箱刻本无所不备。”可见当时“巾箱本”内容之丰富。不过,宋人推崇“巾箱本”,并不仅仅因为好学所致,还有人看中了它“便于携带”的特点,利用其夹带入科举考场作弊,一如今日各类考试中的缩印“小抄”。
史料记载,南宋嘉定年间,宋宁宗曾特准焚毁印制此种考场夹带“巾箱本”的印刷印版,可见,当时考生将“巾箱本”夹带进科举考场借以作弊的情况并不少见,以致朝廷需要下大力度限制此类书籍的出版。不过,政府的这类限制措施效果并不明显,此种现象竟然绵延近千年,直到清代依旧存在,《清稗类钞》就记载,同治年间,由于监考疏漏,考生进入考场夹带现象屡见不鲜:“入场者,辄以石印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研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顶两层靴底双屉者。”藏在衣物中,裹在食物中,甚至缝在鞋底里,可以想见,当年一些考生为了将“巾箱本”带入考场,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事实上,纵观历史,并不是所有“巾箱本”都堕落到如此“拿不上台面”的地步,很多“巾箱本”是为了方便主人日常查阅、参考而制作的,对于那些在官场从事幕僚一类工作的文人来说,将类似锦囊一样实用的书制作成“巾箱本”并随身携带,非常实用。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这种书大受官吏们的欢迎,极为畅销。不仅如此,对于一些文人爱不释手的名家名作,为了随时方便翻阅、欣赏,文人们也会做成“巾箱本”的形式。宋代米芾曾得到唐人褚遂良摹的兰亭序帖真迹,他把整幅大的法书分割、装帧成一个小帖子,是为“袖珍帖”,在今人看来,米芾此举有破坏文物之嫌,但他之所以这样做,源于对褚遂良作品的崇拜之情,希望能够将这幅作品随时翻看,须臾不离身。
好书受用一生,是古往今来人皆认可的道理,更何况是“巾箱本”这类方便阅读、方便携带、又价廉物美的好书。对于今人来说,在繁忙的生活中,偶有空闲,坐下来安心翻阅这样的好书更是一种幸福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