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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敢骂蒋介石但吸毒狎妓的民国大学校长

2016-07-04 23:59:35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文典骂蒋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不畏强暴,不媚时俗。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学潮中的表现,即为其鲜明一例。 “北伐”胜利之

文典骂蒋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不畏强暴,不媚时俗。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学潮中的表现,即为其鲜明一例。

“北伐”胜利之后,南方气象一新,各省都兴起办学之风。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学校设在当时的省府安庆)校长。是年 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时恰值“虎而冠者”蒋介石抵安庆,见此情此景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应,决心严惩。29日下午,蒋介石传刘文典觐见。

而在此前,刘文典就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挟北伐之功,更是盛气凌人。两人一见面,便展开了唇枪舌剑。关于当时场景的描述,至少有七八个版本。笔者择其3例较为平实、可信者列于后: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我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刘兆吉/文)

“……蒋却一再追逼刘文典交出肇事学生。刘文典‘出言顶撞’,蒋介石大为震怒:‘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刘文典毫不屈服,怒斥蒋介石为‘新军阀’。蒋随即严令随从陈立夫,将刘文典送交公安局关押。”(《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张正元、杨忠广/文)

“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惩罚罢课的学生。刘却当面顶了回去,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烦请委员长不要插手学校的事情。’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近代学人轶事》,叶新/文)

刘文典终于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要“解散安大”。

消息传出后,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与安庆多所中学的学生400余人,聚集在省府前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收回关押、开除学生的成命。同时,安大教职员代表和皖省各界贤达,联名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以及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又去南京晋见蔡元培。所幸,蔡、蒋、胡分别致电蒋介石,历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的功绩,劝蒋恕其一时语言唐突,并“力保其无他”。一说陈立夫也从中斡旋。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蒋介石最后放了人,解散安徽大学一事也不再提起;但附一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当时学界盛传刘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那是刘文典对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愤慨。刘在安大时,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

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安庆文史资料》总第7辑,杨起田/文)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于是抱病挥毫写下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揭露了蒋的独裁专横,颂扬了刘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

自此,刘文典从一个薄有文名的读书人,成了享有盛名的公众人物。

3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香港的高伯雨说得更精彩:“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曾经藐视袁世凯那样,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香港信报·听雨楼随笔》)

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病死,章才被释放。

爱惜羽毛

除了勇斗蒋介石,刘文典的气节还不止于此。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他十分敬佩老师的学问。因刘师培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他。

在“国民代表打国民”的那天晚上,刘文典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刘文典全集》卷四,第802页)

不过后来,他还是禁不住嬉笑怒骂了一番解气:“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要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自己去卖身罢了!”(《北大感旧录·刘叔雅》,周作人/文)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却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同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

1937年北平沦陷后,刘文典未能及时南下。日本人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任伪职,都被刘断然拒绝。刘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两次搜查刘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寓所。面对日本人的搜查,刘横眉冷对。他本善日语,但却以“发夷声为耻”,在日寇面前不讲一句。他常以“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告诫自己。(《刘文典传略》,诸伟奇/文)。

此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的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忆刘叔雅先生数事》,吴晓玲/文)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但刘管廷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后,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逐其迁居。

全国解放前夕,胡适打算把刘文典弄到美国,并已为其联系好了学校,还为他一家三口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刘文典却拒绝了胡适的安排,并说道:“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文人本色

刘文典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不仅表现在讲课中,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他:“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连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人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却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5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他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他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

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4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刘曾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寅恪)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一日,刘文典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唯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有一次警报响起,刘文典挟着一个破布包,从屋里蹿出来,就往郊外的山野方向逃窜。在路上,他正遇到沈从文夺路而奔。刘文典顿时火起,停住脚步,侧过身对沈大声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跑什么跑啊!”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问起古今治庄子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每当刘文典开讲《庄子》时,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教授便前往听讲。刘见了并不打招呼,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便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坐在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呵?”吴闻听后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刘叔雅》中这样描绘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并且据说此公还喜欢逛窑子找妓女;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只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授。在他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闻一多遂坚决主张不再聘用。王力教授为刘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恨恨地去了同在昆明、由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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