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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是个怎样的人?爱玩弄权术随意贬斥忠臣

2016-06-29 22:41:26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唐太宗是个怎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是一个颇能给人好感的帝王,其一,他懂得与民休养生息,唐初一度出现过“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

唐太宗是个怎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是一个颇能给人好感的帝王,其一,他懂得与民休养生息,唐初一度出现过“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其二,他的物质生活相对比较俭朴,其在位那些年,皇室的奢侈之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不过,如果我们因此认为唐太宗道德如何高尚,那实在是自作多情。

郭灿金的一本书讲了许多唐太宗玩弄权术的故事。徐懋功(李绩)曾是瓦岗军的重要谋士,为瓦岗军最初的发展壮大立下过汗马功劳,瓦岗军失败后归附唐朝。此人极具军事才华,曾作为主力平定突厥,使北方安定了十多年。李世民一方面对徐懋功的才能非常欣赏,先后任用他为并州都督、兵部尚书;另一方面又对徐懋功怀着警惕之心,一面施恩,一面打压。

某日,徐懋功突然患了重病,御医开出的药方中,有一味药是胡须灰。为了给徐懋功治病,李世民立即剪掉自己的胡须交给医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皇帝关心功臣到了这个程度,徐懋功想不感动都不行。病好后他入谢李世民,跪地叩首不止,叩得前额鲜血直流。李世民摆手说:别这样,我这样做也是为社稷着想,谁让你这么重要呢?接着,李世民又留徐懋功小酌,三杯酒下肚,便开始“酒后”托孤:“朕思属幼孤,无易公者。公昔不遗李密,岂负朕哉?”闻听此言,徐懋功更加感动,为了表达自己的激动,他居然“因啮指流血”。后来,徐懋功喝醉了酒,唐太宗脱下御服,亲自披在徐懋功身上。

然而,唐太宗对徐懋功并不总是这样好。身染沉疴后,唐太宗知道儿子李治生性懦弱,便将完全没有过错的徐懋功贬为叠州都督。唐太宗对李治这样解释:“彼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好在徐懋功久经官场,知道太宗的心思,接到命令,立即奔赴新的岗位,免了杀身之祸。

表面看来,唐太宗最初对徐懋功真的很够哥们,官让你当最来劲的,堂堂一国的国防部长啊,手里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一般人想都不要想;感情跟你来“最深切”的,为了治愈徐懋功的病,李世民把自己的胡须剪了,徐懋功醉酒,又亲自为之盖御服。然而,唐太宗对徐懋功无论好到什么程度,其实都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与内心的真性情无关。为了皇家的利益,唐太宗可以对臣子大肆施恩、百般拉拢;同样,为了这种利益,他也可以不讲基本的游戏规则,随意将臣子贬职。唐太宗对魏征的态度也是如此。魏征当年给唐太宗提了许多意见,唐太宗基本上都言听计从,并留下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样的千古名言。然而,他内心其实并不喜欢魏征。有一次退朝之后,唐太宗就说过一句狠话:“魏征每次上朝都扫我的面子,我早晚要杀了他!”魏征死后,他曾下令放倒魏征的墓碑。

皇帝本无真性情,原因很简单:皇帝是天底下第一好的职业,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调动天下的人力物力为一家人服务,没有人不羡慕,因此,皇帝对自己的位子总是小心又小心,生怕一不留神被人夺了去。正因为如此,皇帝不可能真正信任自己骨血以外的任何人,他对臣子所谓的“真情流露”,不过是一种政治秀,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而已。

拓展阅读:贞观之治真相:李世民坐享隋朝的留下大量粮食

“贞观之治”,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皇帝温良慈善,百官恪尽职守,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蔬菜……总之,这样一个近乎于传说中的美好时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气壮地占据了首位。但这一切,却只不过是一个骗局。

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但唐天宝十四年才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时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差距可以想见。

隋朝时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纵观历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其次,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利在当时,功在千秋。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纵然是真的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是隋朝的功劳。

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李治心血来潮,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全国增加了多少人口?

高履行回答说:去年的人口增长,同往年一样,还是15万户。

李治又问:那咱们国家,现在有多少人口呢?

高履行道:380万户。

李治掐指一算:嗯,现在有380万户,贞观之治一共是23年,每年人口增长15万户,23年的增长人口数目就是360万户……不对啊。难道贞观之治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口总数不过是20万户?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点醒过神来了:大隋开皇年间,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当时的户口总数,是870万户。

李治大惊:你是说隋唐改朝换代时,把全国人口几乎杀光了吗?李治寻思了半天,又问道:那隋开皇时,生产的粮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当时的粮食,足够870万户吃50年。

李治大惊:当时有这么高的生产力吗……我明白了,贞观之治,就是带着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够50年吃的粮食……

关于这段对话,在《资治通鉴》中写得明明白白,即使我们把这段话打上八成的折扣,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隋唐之战,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恐怖到了极点——天底下的老百姓,几乎要被赶尽杀绝了,余下来的人口,尚不足大隋开皇年间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生产出来的足够全天下人食用50年之久的粮食,就构成了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大唐贞观年间的人口并没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达到隋开皇年间的50%,而这就意味着,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100年的粮食。

总而言之,史家通过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没太大关系,任何人,哪怕是让隋炀帝再回来,也同样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坐享“之治”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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