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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要气死老朋友杜月笙背后的秘密

2016-05-30 21:45:53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1949年4月27日,上海春意盎然,正到处是“风吹新绿草芽青,雨湿轻黄柳条润”的景致。可是四周隐约传来的隆隆炮声,打破了寻春人的悠闲心境

1949年4月27日,上海春意盎然,正到处是“风吹新绿草芽青,雨湿轻黄柳条润”的景致。可是四周隐约传来的隆隆炮声,打破了寻春人的悠闲心境。国民党军队行色匆匆,一路扰民而去,这座远东最大的工业城市,马上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这天夜里,上海滩一代大亨杜月笙黯然神伤地独包一艘荷兰轮船,携妻妾、子女、朋友和随从数十人,逃离上海,去香港避风。杜月笙到香港,租住坚尼地台18号底层。这是他的一个门生替他租下的,仅三房一厅,比起他在上海的华格臬路杜公馆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复发,大概是一路劳顿,受了风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自此以后,他整日蜗居于此,几乎是足不出户。

当初,蒋介石去台湾前,曾在上海召见过他,再三拉他去台湾。杜月笙知道老蒋的用意,若他坚持留在上海,蒋介石决不放心,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说:“总裁的美意,月笙心领了。不过台湾的气候潮湿,天气又太热,近来我的气喘病又复发了,我想先到香港治疗一下,再到台湾执鞭马前,不知总裁肯否应允?”说完,故作气喘吁吁状。

杜月笙知道老蒋不会重用他了,现在如孑然一身随蒋赴台,结局无非寄人篱下,势如软禁。但不去台湾,共产党能容忍他吗?黄炎培、章士钊等人都来做过他的工作,中共中央发自西柏坡的广播,也天天传至上海,说希望他能留下,以协助维持上海的社会秩序,可以不计前嫌。然而,杜月笙对这些总是将信将疑。

老蒋焉能不知老杜的心计,于是丢下一句话:“哎,我只是不忍看着朋友都成为共产党的刀下鬼,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变节投敌!”这句话份量很重,杜月笙下定了去香港的决心。到香港不久的一天,杜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客姓陈名光甫,原是上海鼎鼎大名的金融巨子。他经营的上海银行,首创一元起存,为中国最早的商业储蓄银行,因经营有方,资金从最初的七万元,滚雪球般累积到上千万元。后来这个金融奇才被美国人发现,再推荐给蒋介石,蒋就派他做与美国大财阀的联络工作,他在国民党内经济界的地位仅次于宋子文等人。杜月笙虽是黑道头子,却最佩服这等人物,故在上海时就与之结为密友。

宾主落座后,陈告诉杜月笙一个消息:昨天接北京来电,北京中国银行已派人来港,要与杜月笙、陈光甫、张公权、宋汉章等金融界头面人物见面。“是否关于我们的股份事?”杜月笙果然聪明,一猜即中。原来,杜月笙、陈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几个金融界巨子,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铭等,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是中国银行的大股东,至解放前夕,各人仍在该行有数目不等的股权。1949年他们逃离大陆时,也顾不上这笔股份了。此番中国银行改组,要开股东大会,中共考虑到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人到香港,拟邀请他们回北京参加改组会议。这批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便打算问计于杜。

陈光甫说:“北京代表自然要我们回去开会,如何应付,请杜先生作主,总宜立场一致方好。”于是,杜重新掼出大亨的派头,说:“公权、汉章、李铭都在香港吧?我叫墨林通知,大家晚上去青山大饭店聚一聚,议一议,怎么样?”陈光甫自然称是。在青山大饭店酒过三巡后,对回北京参加中行改组会议一事,众人仍无决断,有说不能去的,亦有人说去又何妨的。杜月笙还是老样子,不先表态,也不插嘴,等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才缓缓站起来说:“大家都是老朋友,应该采取一致立场,决不能闹内讧、出洋相,叫外人看笑话。”

众人都说:“杜先生说得对。”杜月笙稍沉思一会儿,接着说:“今天,我们都算是无家可归之人,今后到底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还很难说,既然北京来人叫我们回去开会,这是给我们面子,顺水人情不能不做,礼尚往来嘛。”众人琢磨着杜月笙的话,有些吃不准:“你是说要回去?”“不,尚未到回去的时候。”杜月笙摆摆手,眼睛往各人脸上扫过,胸有成竹地说,“我的意思,大家可以出具委托书,派代表去北京开会,如何?”

杜月笙这一两全其美的妙计,确有高人一筹之处,为今后的进退,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他知道,香港弹丸之地,绝非长久居留之所,尘埃落定,叶落归根,最大的可能还是回大陆。然而,世事难料,已经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行开会之事,因钱新之的出现,差点作罢。钱新之,原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蒋介石是密友,为蒋筹钱款甚多。后来与杜月笙在上海、重庆等地合开银行、公司,关系密切,几乎无话不谈。解放前夕他们一同逃往香港,在港台之间搞运输业务。钱也是中国银行董事。

1950年春的一个晴朗之日,杜月笙散步,路过钱新之家门口,便登门拜访了钱,并共进午餐,听说老友杜月笙他们在商议赴京开会之事,钱亦想加入,但问明情况后,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委托书。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说:“这一签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其余诸人听说此事,也都想打退堂鼓。杜月笙着急,叫手下人再去说服钱新之,结果仍未说动。于是,他请钱新之出面,再召集众人议一议,钱怕负“策动”罪名,亦不肯照办。杜月笙急了,他不愿此事半途而废,更不愿说过的话作废,便叫万墨林打电话,约钱新之等人来家中协商。杜月笙躺在床上,对大家说:“我辈皆年逾花甲,即死也不算是短寿,彼此相处数十年,目前行动难道不能一致吗?做人以义气为重,我主张大家一起签名,任何危险,共负之。”

钱新之沉默之后,挥泪说:“我豁出去了,大家就听杜先生一句话吧。”杜月笙关照,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没几天,这个消息就传得纷纷扬扬。本来,实际情况是无所谓的事,不料却震惊了海峡对岸的中枢神经,蒋介石对杜月笙“亲共”行为极为不满,以至引发出一场轰动一时的大风波,史称“中行事件”。

蒋介石气急败坏,指使手下对杜月笙不断进行“神经战”(造谣诬蔑),并派遣特务赴港,直接对杜进行威胁恐吓,说共产党要对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罪行进行清算,大陆已派暗杀团来港,准备就地处决他。一连几天,杜月笙辗转病榻无法入睡,神经衰弱到极点,身体衰弱到极点。几位医生先后前来诊断,结果大体相同:精气神俱缺,恐非药物能奏效耳。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又一次昏迷过去,醒后即叫家人请来秘书胡叙五,说要口述遗嘱。胡来到后,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但心里也明白老杜的确不行了。杜月笙脑子十分清醒,用嘶哑的嗓音,对众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不要到时悔之晚矣。”

遗嘱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口述一阵后,他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杜镛。老友钱新之、陆京士、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五人,应杜之邀请,于遗嘱上副署,监督以后遗嘱的执行。杜月笙立遗嘱后,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进入弥留状态。医生说:“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肾、肝均发病,已呈总崩溃,回生乏术,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

8月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嚅动了一下,想要说什么,竟没发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了下来。当天晚上,台湾蒋政权内政部长洪兰友奉蒋介石之命,专程飞赴香港探望杜月笙。出了九龙机场,他马不停蹄,驱车直奔杜府,进入病室,时已深夜。

洪兰友此番来港,还带有一个神秘任务:他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已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要在杜月笙死后,让其立即见报。这份所谓“政治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经过杜的同意,当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嘱。其内容无非是杜月笙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为遗憾、死不瞑目云云。不过,杜月笙死后,刊载于大小报刊的“政治遗嘱”,却与洪兰友带来的这份东西有很大出入,语气委婉了许多,虽然它也同样未经杜月笙过目。

1951年8月16日下午,杜月笙面如死灰,眼见得就要上气不接下气了。护士急忙注射强心针,仍无效。正在大家手忙脚乱之际,一个人无意中摸到杜月笙的脚,突然叫起来:“哎!脚冰凉了!”有人一看表,4时50分。一代枭雄杜月笙,就此西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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