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与慈禧:咸丰皇帝当年为何想要赐死慈禧?
咸丰皇帝与慈禧:1861年11月8日,立冬后第二天。前一日西北风大作,寒气骤降,尘埃弥漫,落叶纷飞,至后半夜方息,京城内外,顿时一片萧索气象。一大早,夜色未褪,沿着从宣武门到菜市口的宣外大街上,便已密密麻麻挤满了各色人等,甚至连两旁酒楼茶市里也人头攒动,大伙儿纷纷踩着桌子蹬着椅子,翘首张望。这一天,国家重要领导人、上一届领导核心委任的顾命大臣肃顺将被绑赴菜市口处决,谁也不想错过这一历史时刻!
名士李慈铭身染重病,高卧榻上,听闻押解肃顺之囚车过其门前,于是勉强起身出宅观看,只见“肃顺白服,缚甚急,载以无帷小车。亲属无临送者”。更有甚者,街道两旁路人莫不“交口称快”,“其怨家皆驾车载酒,弛赴西市观之”。待到行刑之际,一直默默无语的肃顺突然开口大骂,据说“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并且他一直不肯跪下,迫于无奈,“出红差”的官吏只得用铁柄猛敲肃之双膝,直至其双胫碎折,方才跪地。刽子手趁势手起刀落。
处决肃顺,大快朝中群臣之心。帝师翁心存写道:“所谓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也,可悯可戒。”其子翁同龢也认为肃“种种欺罔跋扈状,真堪发指”。1861年的初冬,如何揪出了肃顺这只大老虎?平情而论,肃顺可谓晚清少有的“鹰派人物”。这头猛鹫,拥有两张面孔。
首先,肃顺是位不折不扣的权臣。肃之发迹,很有些因缘际会的味道。肃乃宗室后裔,自然享有诸多特权,一出道便任职于侍卫处。不过,他早年秉性顽劣,“好为狭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严冬,(肃)顺盘辫,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终日四处游荡,活脱脱一个“风一样的男子”。也正凭借这貌似不堪的市井经历,使他能“习知京师五城诸坊利弊”,加之其“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故屡破大案,升迁颇速。到咸丰即位,肃已坐到礼部侍郎这样副部级的要位。只是于官场混迹的资本,才干仅占其一,出身、后台、时运也是硬通货。肃顺区区普通宗室一名,既非亲王,亦非郡王,想再往上挪挪窝,实在难如登天。若按常规,再熬上二十载,至多混个正部级退休。
然而,上天却格外给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权力巅峰之门。咸丰登基后,一心求治,于是对军机处领导班子做大手术。他先罢黜了误国之臣穆彰阿,接着先后任命赛尚阿、祁寯藻为领班大臣。不过二人俱是守成之臣,难以应对内忧外患之危局。迫不得已,咸丰打破祖制,特命六弟恭亲王奕入值军机。恭亲王果然出手不凡,很快即令局势为之一新。然而看着老六干得风生水起,咸丰不禁心生猜嫌,害怕奕坐大成势。一年半后,咸丰找个理由,撤掉老六一切职务,让其回上书房读书深造。继之而起的文庆虽经验丰富,却很快去世,之后的领班大臣无论是彭蕴章还是柏葰,皆谨小慎微之辈,“事上以谄,接下以吝,耆利不学,若出一途,稍有事故,尽为盲痴”。
眼瞅着军机处一干人等很不给力,咸丰只得改弦易辙,转而倚重宗室近支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可惜咸丰又看走了眼,这两位也绝非济世安邦之才,遇事多无主见。恰好端华是肃顺的同母兄弟,载垣与肃顺也是铁哥们儿。这两位亲王自知汉字水平有限,执政能力不够,而“肃顺习汉文,又多知历史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于是联合“荐肃顺入内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与论天下事”。得到两位“铁帽子”亲王力挺,肃顺便扶摇直上,进入中枢。三人商议政事,通常是“端华之所为,皆肃顺使之,而载垣又为端华所使”,最终“以肃顺为主谋”。而对于这位“终极谋士”,咸丰也逐渐对其“信任久而益专”,从而形成肃顺独被宠信,端、载二人“听命而已”的特殊情形。
除了获取皇帝信赖,肃顺还积极拉拢大员,延揽人才,发展自身势力。如他力荐陈孚恩出任兵部尚书,扶植杜翰为自己门生,安排匡源、焦佑瀛破格进入军机处,与穆荫来往甚密。同时,肃顺还多方吸纳汉族幕僚。他常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于是他对待汉人恭敬有加,但对旗人“睚眦暴戾,如奴隶若”,甚至就连受贿,他也只收旗人不收汉人,搞得整个旗人圈怨声载道。也正秉此原则,肃顺将王闿运、高心夔、郭嵩焘等名流罗致门下,俱为一时之选。
到咸丰九年,一个以肃顺为核心,包括端华、载垣、穆荫、杜翰、陈孚恩、高心夔等重臣名士在内的政治集团基本成型,他们或为心腹,或为羽翼,盘根错节,遍布内外。
其次,肃顺又是位嗜血无情的酷吏。初次面圣时,肃顺曾提出“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的九字治国方针,此乱世用重典的思路深得咸丰认可。之后掌权,肃顺果然展开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不过于反腐背后,却掩盖着其打击政敌、排除异己的真实意图。
彼时清廷中枢,尚有一批立场相对保守且能量甚巨的势力,他们既反对肃顺以严刑峻法重振朝纲,也坚决抵制大规模重用汉臣,其代表人物有柏葰、祁寯藻、彭蕴章、翁心存、周祖培等。依着肃顺刚猛的暴脾气,自然不愿与此辈多做周旋,便借两场“打老虎”行动,将诸位对手一一剪除。
肃顺摆出的“当头炮”乃“戊午科场案”。咸丰八年十月初七,距离当年乡试揭榜尚不足一个月,御史孟传金上书,指出本次乡试存在严重舞弊问题,如旗人平龄,除了会唱两口好皮黄,一无所长,居然高中第七名,事出蹊跷,奏请立案审查。咸丰感到其中定有猫腻,于是命载垣、端华等会审此案。随着调查深入,办案人员发现“应讯办查议者竟有五十本之多”,甚至有一试卷“讹字至三百余”也能中榜。咸丰闻后震怒,将主考官柏葰诸人革职。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索也浮出水面。原来同考官浦安与新考中主事罗鸿绎私下里“交通关节”。于是肃顺建议载、端二王顺藤摸瓜,传讯当事人罗鸿绎。读书人往往骨头软,一经审讯,罗便爆出大料:为了能考中,他曾向兵部侍郎李鹤龄疏通关系,李转而求同考官浦安关照,浦又跟柏葰的门丁靳祥打了招呼。事成后,浦安向柏葰送贽敬银十六两,李鹤龄则向罗鸿绎索要银五百两,其中三百两转交浦安。这显然是一宗腐败窝案。
打苍蝇牵连出了一只大老虎,这可乐坏了肃顺。柏葰可是两朝重臣,《清史稿》称其“素持正”“勤慎无咎”,但他向来反感肃顺等人的施政方针,时常带头抵制。如今抓到了柏葰的把柄,肃顺自然要大做文章,力请将之“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这令咸丰着实为难,商议此案时,他询问各亲王大臣“柏葰有无屈抑”,是否有从轻发落之可能。此刻肃顺于殿上高声力争,强调科举乃“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柏葰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而在朝诸臣摄于肃之气势,竟“默无一言”。既然无可挽回,咸丰只得判处斩立决。柏葰也成为清代唯一一位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中央领导。综观这耗时十个月的“戊午科场案”,共计惩处各级官员91人,不仅处决了柏葰这样的副国级干部,还波及各个部委甚至不少亲王宗室,确实收到“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端净绝”的效果。然而,肃顺在具体执法中存在明显不公。如他袒护陈孚恩,使其免受案件牵连。更让人不齿的是,两年后肃顺监视庚申恩科,居然为了能让幕僚高心夔中式,不惜考前泄题,实“为科甲中人所切齿”。可以说,肃顺打掉了一只老虎,却又养了其他老虎。
紧接着,肃顺再出重拳,彻查“户部宝钞案”。咸丰即位初年,因太平天国起义,户部库房匮乏,于是清廷决定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发行大量钞票。滥发官钞非但没有纾解财政,反倒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官商乘机勾结,“侵占挪用”,“拒收买抵”,从中牟取暴利,将币制改革失败的恶果转嫁于百姓头上,当时“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各粮行抬价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咸丰八年底,肃顺改任户部尚书,决心整顿财政积弊。无巧不成书的是,肃顺的前几任,分别是政敌祁寯藻、柏葰、翁心存,这可给了他现成的弹药。
肃顺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将户部整个掀了个底儿掉,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族宗室数十家。就在案情渐趋明朗之际,咸丰九年十一月,户部稿库突起大火,“三日不息,存案悉毁”,“宇廨尽焚”,“统计延烧、拆卸房屋二百余间”,致使户部积案无可稽查。偏偏在此关口,户部起了大火,这令咸丰坚信其中定有更大阴谋,遂命肃顺详查。有了皇帝的力挺,肃顺办案愈发酷烈,定要揪出幕后的“大老虎”。几经核查,耗时一年,肃又将户部司员景雯、崇贵、常禄、忠麟、王熙震诸人利用短号钞换取长号钞,从而吞没巨款的案情查出。经过反复逼供,忠麟等供认此事曾经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心存过目,但翁漫不经心,故毫无察觉。拿到证据,肃顺立即启动对翁心存之弹劾,终使朝廷对翁予以革职留任之处分。而时任大学士的祁寯藻,因对肃顺办案作风不能认同,二人屡次发生冲突,“肃顺议论风发泉涌,寯藻格格然勿能难”,不得不称病辞职。
这场轰轰烈烈的“户部宝钞案”前后延续长达两年多,“波及至数百人,系狱至两三载,南北两监,囚为之满”,确也暂时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肃顺以查案之便借机排挤了祁寯藻与翁心存,使个人势力继续膨胀。不过,这种大肆反腐的举动,让官员们人人自危的同时,也迫使他们开始私下紧密抱团,以求自保。难怪李慈铭感慨“然昔岁科场,今兹储库,屡行大狱,亦非国家之福也”。肃顺得到了冷酷的权力,失去了温热的人心。
这波“打老虎”运动,终究还是变了味道。与肃顺风生水起的架势迥异,奕的境遇只能用尴尬来形容。
其实自从被咸丰撵回上书房后,奕就一直处于不尴不尬之地。待肃顺得势后,其处境愈加微妙。咸丰八年,奉旨赴天津与英法议和的大臣耆英擅自回京,引来皇帝震怒。围绕如何处置耆英,朝堂形成两种不同意见:奕依循大清律例,认定耆英不遵旨私自返京,确属冒昧糊涂,但其并非统兵将帅,也无碍大局,况且律例中也无如何具体惩处的专门条文,故建议从轻发落为“绞监候”(死缓);肃顺则主张必须矫枉过正,立即正法。咸丰对二人建议做了折中,赐耆英自尽,实际上变相采纳了肃顺的主意。哥哥偏向宠臣而不听亲弟之言,这不免让奕心生芥蒂。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次年,肃顺在彻查“户部宝钞案”中,发现恭亲王府首席太监孟来喜涉案颇深。倘换做他人,八成会送奕一个顺水人情,从轻处理。谁料肃顺毫不留情,照样查抄,弄得恭王府一时鸡犬不宁。于是二人之矛盾已从政见相左恶化到私人恩怨。只是迫于政治上失势,奕唯有暂时隐忍,摆出一副“鸽派王爷”的样儿。
转机出现于1860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逃往热河,临行前将议和与维护京师诸事宜全权委托奕负责。恭亲王不辱使命,议和成功。拥有了再建社稷之勋,加上其平时亲和恭谦之形象,奕很快就将留守北京的心腹桂良、文祥、宝鋆及周祖培、翁心存、彭蕴章等部院大臣捏合在一起,一股“倒肃”力量渐趋成型。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倘若咸丰不死,后宫挺肃顺,估计要倒霉的人还是奕。然而命运所安排的剧本却是咸丰于热河殡天,慈禧与肃顺矛盾重重。据《慈禧外纪》载,慈禧16岁已“五经成诵,通满文,廿四史亦皆浏览”,如此聪慧,自然深得咸丰宠爱,甚至命其协助整理奏章,代笔披览。不过物极必反,慈禧对政治的热情渐趋浓厚,不仅“时于上前道政事”,甚至屡有参与决策之意。这令咸丰厌恶不已,渐渐对其疏远。
察觉到皇帝的态度变化,恐有失宠之虞的慈禧,决定向政府红人肃顺示好,“隐冀得肃以自援”。谁知热脸贴了冷屁股,早对妃嫔干政不满的肃顺给予傲慢轻视的回绝。尔后不久,肃顺又在咸丰面前请“行钓弋故事”,将慈禧赐死。后因咸丰酒后失言,泄露此事,“西后闻之,衔肃刻骨”。二人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北走热河期间,肃顺负责行宫事宜。由于仓促外逃,妃嫔所乘座驾皆临时从街上征用,故破旧简陋,加之山道崎岖,一路上颠簸不已。慈禧久居深宫,养尊处优,哪儿受得了这般罪,于是多次请求肃顺换辆好车,然而却换来肃顺一顿呵斥:“危难中那比承平时?且此间何处求新车,得旧者已厚幸矣。尔何人?乃思驾中宫上耶?”
等到了热河,咸丰又令肃顺修筑行宫,于是肃“皆便冠服,出入无禁,寝宫亦著籍,嫔御弗避”,可谓明目张胆地破坏后宫规矩。肃顺心中唯有咸丰,焉能将慈禧等人放在眼里,更不料这位平时娇柔的叶赫那拉氏,居然也是位狠角色。后来民国掌故名家黄濬感慨:“灭门之祸,起于饮食之微,可为叹息。”
细数一下,重臣、宗室、后宫、官吏、太监、士子、旗人、商贾,肃顺几乎将三教九流都得罪了个遍。失道寡助,其末日不远矣!
帝制时代,权臣的好日子往往过不了两朝。新旧皇帝更替,权力格局势必重新洗牌,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弃用旧人,提拔新人,实乃必有之义。咸丰一死,肃顺便失去了“大boss”,政局趋于复杂。咸丰于弥留之际,特意留了一手。他一方面任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弼幼帝,一方面又将“御赏”和“同道堂”两枚随身私章赐予慈安与同治皇帝,二人可凭印章对决策实行否决权。因此当时朝政的运作形式,既非“八人帮”一家独大,也非两宫垂帘独裁,而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制衡局面。一言以蔽之,身处热河的肃顺集团、后宫集团与北京的奕集团呈犬牙交错的“三国杀”态势。
然而由于肃顺继续采取强硬立场,致使“赞襄”与“垂帘”之争日趋白热化,处于弱势的后宫集团不得不转而与奕集团联合:“三国杀”化作“二人转”。在博取列强默许、获得军队效忠及各路朝臣支持后,叔嫂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只“大老虎”。
打掉了晚清最凶猛的一只“大老虎”,慈禧、奕自然要公开罪状,晒晒“老虎皮”。清廷给肃顺定的罪名,实在耐人寻味:擅坐御位、进内廷当差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宫内御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务,宫内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进,并敢声称,有旨亦不能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以上诸条,虽堪称大逆不道,但都属于个人违法乱纪、不守臣子本分一类,其谋反作乱的情状却隐而不谈。想必叔嫂明白若将肃顺定为政治犯,那么势必会牵连出宫廷权势斗争之内幕,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因此选择避重就轻、讳莫如深。
曾为肃顺门客的郭嵩焘在其事败之前就预言:“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恰如斯言,处理政事,既应施霹雳手段,又当显菩萨心肠,刚柔并济,联合多数,方可立于不败。肃顺非要逆其道行之,攀上权力顶峰之际,亦是坠入万劫深渊之时。昔日的“打虎英雄”,终究难逃被当成“大老虎”被打的宿命。这,就是肃顺式悖论;这,就是权臣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