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武帝萧衍 三次舍身入寺目的是什么
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时期最有名的皇帝。作为南梁政权的开创者,萧衍一生有很多传奇之处。他多才多艺,是中国历史上最博学的开国皇帝;他在位四十八年,是南北朝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活了八十六岁,是仅次于乾隆的第二高寿皇帝。
最值得一提的是,萧衍在有生之年不仅推崇佛教,广建寺庙,发展僧徒,而且还频繁地往寺庙里跑,甚至曾三次撇下皇位舍身为寺奴,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位时出家的皇帝。
萧衍(464—549),其父萧顺是齐高帝的族弟,与南齐皇室关系密切。萧衍年轻时崇信道教,希望长生不老,羽化成仙。后来,文采出众的萧衍加入了由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成立的一个文学沙龙,其中有范云、沈约、谢脁等名士,时称“竟陵八友”。
萧子良崇尚佛学,时常征集名僧讲佛论法,召集朝臣大办佛事,有时还亲自出马为佛事打杂,使当时佛学大盛。在萧子良的熏陶和开示下,萧衍弃道转佛,渐渐成为一名狂热的佛教信徒。
南齐中兴元年(501),萧衍拥戴萧宝融为帝,因功勋卓著被封为大司马,掌管中外军国大事,朝政独揽。中兴二年(502),萧衍被迫萧宝融禅位,并于四月初八称帝。四月初八,相传为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
西晋以来,社会上开始流行“佛诞日”举行浴佛、灌佛、行像等仪式,萧衍选择四月初八登基,意味着他将像释迦菩萨一样在这一天诞生,救度天下众生;像转轮圣王一般在三界行正道,覆庇十方人民,这无疑是他崇尚佛教而烧的第一把火。萧衍称帝后所使用的天监、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等年号,也包含着某种佛教上的意义。
天监三年(504),萧衍率领僧俗两万人来到重云阁,并亲自撰写了《舍道事佛文》,发誓信奉佛教,并要求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都信奉佛教。此后,萧衍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兴土木,广建寺庙。
为此,萧衍不惜动用国库,甚至以追思双亲、怀念旧居、祭奠高僧等各种名目,穷竭帑藏,建造了一大批宏伟壮丽的佛寺,并于寺内设置金、银、铜、石等各式佛像。据统计,在萧衍统治的梁朝半壁江山内,佛寺多达2846座,僧尼有82万余人。
关于南朝佛教中心京都建康(今南京)佛寺之盛,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曾作诗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寺庙之林立,跃然纸上。而实际上,萧衍在位期间,仅都城建康就已有佛寺五百多所了,“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
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南史·郭祖深传》)。如果说,自东晋到宋孝武帝,佛教在儒家和道教的制约下尚不能占据上风的话,那么到南梁萧衍,佛教则进入了全盛时期
萧衍敕建的寺院,著名的有大爱敬寺、大智度寺、新林寺、法王寺、仙窟寺、光宅寺、解脱寺、开善寺、同泰寺等。在众多座寺庙中,萧衍最青睐的当属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据记载,同泰寺内“宝塔飞天,神龛地涌”,寺中供奉莲座,宝相巍峨,被誉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
为了便于祭拜佛祖,萧衍又下令于宫城开大通门直对寺门,晨夕幸寺,频繁入寺,史载“自大通(萧衍年号)以后无年不幸”(《六朝事迹编类》)。入寺期间,萧衍身披袈裟,高坐莲台,或宣讲佛理,或剃度僧人,或主持法会,一派热闹景象。
皇帝信佛,无可厚非,但让人不解的是,作为一代帝王,萧衍竟然不顾大权旁落,不顾社稷安危,不顾群臣反对,不顾朝野哗然,放着至尊无上的皇帝不当,撇下琼楼玉宇的皇宫不住,三次“释御服,披法衣”(《南史》),义无反顾地舍身为寺奴,充当僧役。
第一次是在大通元年(527),舍身三天;第二次是在中大通元年(529),舍身十六天;第三次是在太清元年(547),舍身四十七天,其中后两次均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梁书》)。
萧衍为何老往寺庙里跑?有人说他一心向佛,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有人说他看破红尘,不再留恋皇帝宝座;还有人说他敛财有方,通过赎身捞取好处。其实,这三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萧衍如果真心皈依佛门,他完全可以退位出家,没必要来回折腾;如果他真要敛财,堂堂皇帝根本用不着耍这点心眼。笔者认为,萧衍此举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原因。
萧衍能成大事,既出于他的非同寻常的雄才大略,也归功于僧侣势力的舆论支持。无论是出于论功行赏,还是出于个人信仰,萧衍即位后,于公于私,都要扩大佛教声势,将佛教地位抬到一个新高度。所以,把君权和佛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政教合一,在佛教上大做文章,是萧衍政治的一大显著特色。
萧衍频频往寺庙里跑,一再出家舍身,一再扶持寺院经济,一再像《御讲(摩诃般若经)序》所说的“皇帝(萧衍)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甚至利用权力将佛教定为国教,应该是为了争取佛教界支持所做出的一种含有政治意义的努力,目的是获得僧侣势力的信服与支持,以巩固南梁统治。
任何宗教,对广大被压迫人民而言,都是麻痹、欺骗群众的精神鸦片。萧衍对儒、道、佛都有过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儒学教导人们恪守礼法伦常;道学劝说人们不要计较争夺;佛学讲究六色皆空,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者的共同点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不去反抗斗争,都可以作为执政者欺骗、麻痹、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
三者比较,萧衍认为佛学理论和佛教修行方法对人民更具吸引力,也更具欺骗性。萧衍一贯擅长心理战术,在早年领兵打仗时,萧衍就总结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梁书》)。他带头舍身,大兴佛教,无疑是为了凭借佛教征服人心,加强思想意识统治,大造自己的声威。
大凡统治者,都有一个通病,即年龄越大,猜忌心就越重,就越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忠诚,萧衍也不例外。
萧衍一次次地往寺庙里跑,一次次地舍身为寺奴,一次次地赖在寺庙里不走,绝非单纯地为了讲经诵佛,也绝非真心实意地位众僧执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玩弄统治权术,借以检验皇子王侯、文武百官对自己是否忠诚,看看臣属们是不是有诚意赎回他这位快要过时的皇帝,是不是真心希望让他回宫执政。
萧衍突出个人,唯我独尊,制造对佛教的宗教迷信,正是要为臣属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通过这种厚脸皮的政治表演,萧衍意在进一步树立和加强自己的权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信仰、提倡佛教已成为萧衍时代上层社会的传统习惯,而萧衍也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皇帝菩萨”,其性格也变得内倾、封闭、保守、刚愎起来。萧衍晚年喜欢别人阿谀奉承,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魏书·岛夷萧衍传》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
朝中大臣知道他这一特点后,争相奉承,莫敢正言,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一句真话。萧衍尽管佞佛,整日沉溺于佛学精神世界,但佛祖并没有保佑他,以致招来“侯景之乱”,他也落得个饿死台城的悲惨结局。萧衍被困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梁朝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梁书》),似乎流露出了些许悔恨的意思,可惜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