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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给唐朝备下了百年口粮 不然哪有什么贞观之治

2017-04-13 20:36:53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贞观之治,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皇帝温良慈善,百官恪尽职守,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

贞观之治,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皇帝温良慈善,百官恪尽职守,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疏菜,男人雄浑大气,女性柔美端庄……总之,这样一个近乎于传说中的美好时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先生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气壮的占据了首位。

但这一切,却只不过是一个拙劣的骗局。

首先,压根就没有什么贞观之治--贞观是有的,贞观只不过是李世民时代的年号,但“之治”这怪东西真的没有。之所以人们认为有,一来是李世民自己的刻意宣传,二来呢,人们真的希望能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有一个伟大的帝王,由他老人家勤勤恳恳的替大家创造一个坐享其成的舒服时代,这种愿望符合人类的懒惰天性。

其次,就算真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跟李世民没得关系--任何一个美好的时代,都是由民众自己创造的。从规律上来说?只要当时的领导人少跟老百姓添乱,别今天弄出来个指示,明天搞出来个精神,后天又琢磨个讲话强迫老百姓放下锄头去学习,只要当领导的别太缺德,放手让老百姓建设自已的家园,用不了多久,就会搞出来一个“之治”来的。

历史上,举凡领导人陷入政治斗争,手忙脚乱之际顾不上祸害老百姓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之治”的时代到来。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纵然是真的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跟李世民本人没有任何关系。

到了李世民的下任,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忽然有一次,李治心血来潮,问户部尚书高履行:老高啊,去年咱们国家,增加了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说:去年的人口增长,同往年一样的,还是十五万户。

李治问:你的意思是说,自打贞观年以来,咱们国家每年的人口增长,都是十五万户吗?

高履行道:然也。

李治又问:那咱们国家,现在有多少人口了?

高履行道:三百八十万户。

李治掐指一算:嗯,现在有三百八十万户,贞观之治一共是二十四年,每年人口增长十五万户,二十四年的增长人口数目就是三百六十万户……我操老高,不对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贞观之治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口总数不过是二十万户……不会吧?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点醒过神来了:我靠,啥贞观之治啊,纯粹是忽悠人,所谓贞观之治,不过就是让人民群众狂生孩子罢了……对了,大隋开皇年间,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当时的户口总数,是八百七十万户。

李治大惊:老高你啥意思?你莫非说……是说隋唐改朝称代,把全中国人的几乎杀光光了吗?

高履行:陛下你别冤我,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李治寻思了半天,又问道:老高……那隋开皇时,生产的粮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当时的粮食,足够八百七十万户吃五十年的……

李治大惊:当时有这么高的生产力吗?

高履行道:怎么就没有?粮食都生产出来了,你还有什么疑问?

李治道:这个这个……我明白了,我爹的贞观之治,就是带着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够五十年吃的粮食……明白了,贞观之治,就是你拿刀子把人砍光光,然后慢慢吃人家产出来的粮食,这个就叫之治了……

关于这段对话,在《资治通鉴》中写得明明白白,即使我们把这段话打上八成的折扣,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隋唐之战,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恐怖到了极点--天底下的老百姓,几乎要被杀绝杀净了,余下来的人口,尚不足大隋开皇年间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生产出来的足够全天下人食用五十年之久的粮食,就构成了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大唐贞观年间的人口并没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达到隋开皇年间的百分之五十,而这就意味着,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一百年的粮食--大唐帝国不过是一只趴在米缸上的特大号老鼠,等把这些粮食全都吃光光,帝国也就稀哩哗啦分崩离析了。

总而言之,史家通过这段记载,偷偷的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没任何关系,任何人,哪怕是让隋炀帝再回来,也同样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坐享“之治”的社会福利。

这段话的另一个意思是说:人民的福祉与帝王的基业没得丝毫关系,而只与人口的数量成反比,人口越多,资源越是紧缺,就越是没得法子“之治”,而通过战争的手段将人口削减到一个理性的数字之后,“之治”就自然而然的到来了。

所以帝王的历史价值,不过是穷兵黔武,想出最精妙的法子,砍光过于膨胀的人口而已。

单只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世民他还算是称职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既然贞观之治这里压根不需要李世民,那么李世民他又活个什么劲呢?

这个答案,伴随着徐小妹的身世之谜,于贞观二十四年脱颖而出。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隋朝的兴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他像孟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则载舟,亦则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镜矣。”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平东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联姻吐蕃、和高昌,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太宗则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

总之,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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