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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害怕言行被记载 蜀汉政权不设史官

2017-02-26 18:07:27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中国历史千百年来,诸葛亮的身份在不同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形象:帝王说他是个忠臣;大臣说他是个贤相;学士看他是个智慧的精灵;百姓看他是神机

中国历史千百年来,诸葛亮的身份在不同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形象:帝王说他是个忠臣;大臣说他是个贤相;学士看他是个智慧的精灵;百姓看他是神机妙算的神。当然他可不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雷特火暴,那句经典评语“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经过大家集体公认的,而诸葛亮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恐怕值得后人去仔细甄别研究。因为,由他所把持的蜀汉政权的时候,竟然“国不治史,注记无官”。《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说:“……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绸焉。”结果搞得陈寿在写《三国志·蜀书》时,竟然找不到足够的史料。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设史官呢?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纂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为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唐朝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见不同的史官有不一样的职责,他们共同记录着王朝大小事务,给后人留下宝贵资料。

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两个典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两个著名史官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个史官。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国君,不但幼稚,而且骄横。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在这种形势下,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对这一件事,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赵盾无可奈何,长叹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对董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说道:“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孔子的评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齐南史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

宋太祖经常在皇宫的后园打鸟玩,一次,有几个臣子称有急事求见,宋太祖于是就召见了。但是召见之后,他们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宋太祖很不高兴,问为什么。一个臣子回答说:“臣以为这些事情比打鸟更紧急。”宋太祖更加生气了,顺手抄起边上摆的斧子,用斧子柄打那个人的嘴,打掉了两颗牙齿,那个人慢慢弯下腰,把牙齿捡起来,放在怀里,太祖骂他说:“你揣个牙齿,怎么还想保留证据告我还是怎么着?!”那个臣子回答说:“臣是不会去状告陛下的,但是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会把这件事情写进史书。”

通过这个故事也能看出史官在历史中的作用非同一般。

诸葛亮之所以没有设史官,其中主要原因也是害怕史官记录他的不好言行,阻碍他行权做事。

以诸葛亮的“达于为政”和其思维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亲决”的精细作风,应该是不会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刘备死后,诸葛亮为托孤大臣,权倾朝野,全国上下唯他马首是瞻。朝中一切事务“咸决于亮”。高度集权会使他容易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随时随地都会有过激行为发生,比如他如何排挤李严;如何颐指气使对待刘禅;如何对待仓促发动北伐等等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例如马谡失街亭一事,诸葛亮“违众拔谡”,派遣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担当前锋,结果惨遭失败,诸葛亮为保护自己地位,挥泪斩了马谡,然而马谡当时并没有像外间广为流传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在军败之后选择了畏罪潜逃一途,后被缉捕归案。在诸葛亮判其死刑后,还没来得及执行,就于狱中病故。马谡潜逃案还导致了与马谡关系很好的荆楚集团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宠叔父),因知情不报而被革职。不难设想,蜀国当时要有史官的话,对于里面所发生的内情定会有详细论述。

“国不置史”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里也惟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倘若说在刘备手上的时候是因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在刘禅当政后这么长的时间内,政权稳固度应该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拥有刘巴、秦宓、谯周、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学人才情况下,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蜀汉朝廷依然“国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犹有未绸”这样简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而要是从“行事多遗”这个角度去看,更会多少令人疑惑其“国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释兵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稳若泰山。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令人感慨。

诸葛亮感觉,设立史官会使他做事不能为所欲为,与其提心吊胆做事,不如根本就不设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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