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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密史 史上唯一北伐成功的王朝

2017-02-25 16:13:58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蒙古铁骑入侵中国,南方汉人抵抗得最为猛烈。一百年后,将蒙元赶出中国的也是南人。那么明朝的建立究竟拥有哪些因素,明军又是依靠什么打败

蒙古铁骑入侵中国,南方汉人抵抗得最为猛烈。一百年后,将蒙元赶出中国的也是南人。那么明朝的建立究竟拥有哪些因素,明军又是依靠什么打败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呢?

熟悉历史的读者或许知道,中国灭元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红巾军虽谋事于河北,但起事却在颍上。颍上现隶属于安徽阜阳县。红巾军的创始人是河北人韩山童,但总指挥却是安徽人刘福通。可以说,是南人树起了反元的第一面大旗。

云从龙,风从虎,功名利禄尘与土。

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芜。

看天下,尽胡虏,天道残缺匹夫补。

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

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

我本堂堂男子汉,何为鞑虏作马牛。

壮士饮尽碗中酒,千里征途不回头。

金鼓齐鸣万众吼,不破黄龙誓不休。

这就是荡气回肠的《红巾军军歌》。军歌中,“我本堂堂男子汉,何为鞑虏作马牛”这样的豪言壮语非常提气, 而“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虽流露出民族复仇的偏狭,但也彰显了“汉魂”的血性回归。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歌中“男子汉”一词。这个词我们现在经常使用,但词源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男子汉”来自何处?本意是什么?

“男子”好理解,“汉”是何意呢?查考辞海,此语可追溯到西汉,匈奴对大汉强兵称“好汉”,慢慢男子后面加“汉”,系对一个男人的褒扬,如大汉男儿一样,像个男人样。可见,“男子汉”是历史留下的、汉民族男人骄傲的一个历史符号。

公元14世纪中叶,“男子汉”在南方再度雄起,“徽军”对蒙元开了第一炮。

为什么安徽人敢于率先造蒙古帝国的反?

这要从红巾军怎么成事说起。

公元1351年,也就是元至正十一年,蒙古统治全中国仅仅72年,就到了末日边缘。因为他们的民族压迫政策已经把中国这个大气球压到爆炸临界点。在蒙元帝国,上等人是蒙古人,下等人是汉族人。在这个帝国里,蒙古人享有各种特权,可以随意欺压剥削汉人。法律规定,汉人被蒙古人打,不得还手,蒙古人把汉人打死只需赔条驴钱。蒙元帝国对汉人实行“户保制”,十户百户一保,保长必须是蒙古人,一个蒙古户长管理百户汉族家庭,在这个村子里,汉族村民要把好吃好喝的拿去孝敬管理他们的蒙古人,甚至汉族新娘子的初夜权也要奉献给蒙古户保长。

蒙元王朝自元世祖忽必烈到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一共传了十一个皇帝。到了元顺帝统治期间,不仅政治腐败透顶,民族压迫日重,而且还突然传出一个让汉族人崩溃的“新政”——蒙元权臣伯颜扬言“要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永久解决掉汉人的反抗能力。

这个绝望的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北南汉人都禁不住骚动起来,群情激奋。但是羊无头不走,雁无头不飞,他们需要一个带头人,率领他们起来自救。

天生具有“煽动能力”的韩山童出现了。史料记载,韩山童是栾城人,现在的栾城是个县,隶属石家庄市。也就是说,韩山童是个河北农民。韩山童的爷爷是个教书先生,擅长布道传教,受爷爷熏染,韩山童略通文墨,且敢作敢为。目睹蒙元暴政,他立志造反。以传统的传教形式酝酿起义,他将三大宗教:本土白莲教、弥勒教与波斯舶来的摩尼教(汉语译为“明教”)“整合一处”,成为红巾军主要教义。

韩山童以教主的身份宣称:只要弥勒下生,明王出世,汉族百姓就可以翻身。

虽然韩山童的“煽动”能力很强,对陷入绝境中的广大汉族农民吸引力很大,但是说归说,做归做,从“煽动”到“扯旗造反”,尚有鸿沟。

河北人韩山童直到遇到安徽人刘福通之后,干大事的想法才化为行动。

刘福通,颍州人,颍州现为界首市,属于安徽阜阳。刘福通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是个富家子弟,在元朝担任小吏,比一般汉人混得好。但他没有满足现状,而是胸怀大志。他对蒙古人的民族压迫现实非常不满,于是主动去职,寻求同志一道反元干大事。韩山童在传教途中结识了刘福通,就像思想家遇到军事家,立刻产生了化学反应。他与刘福通一拍即合,把思想化为行动。公元1351年5月,韩刘在刘福通的老家,颍上白鹿庄聚集了3000多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起义军一举占领了颍州。因为他们头裹红巾,所以人们将他们称为“红巾军”。

虽然韩山童部起义后遭到包围,不久牺牲。但刘福通接过大旗,把军队做大。史料记载 ,红巾军“众至十余万,元军不能御”。红巾军迅速攻城略地,部队很快发展到十多万人。他们提出了“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口号,所向无敌,打得已经“退化”的蒙元军队七零八落。曾经所向披靡的蒙古军,一听见“红巾军”这三个字就战栗发抖,一些蒙古将领望见红巾军,勒转马头便跑,嘴里连叫“阿卜,阿卜”(逃跑)。史书记载,有个叫也先帖木儿的将领,奉命去镇压红巾军,到了战场,看到红巾军,尚未交锋,就要逃走。地方官拉住他的马缰不放,也先帖本儿急了,拔刀便砍地方官,叫道:“我的不是性命!”难道我的命不是命,你想让我白白送死吗?!

为了解除红巾军的威胁,元朝政府赶忙下令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改变所有歧视汉人的政策,但是一切都晚了。起义暴发后形势发展十分迅速,短期内烽火遍及大江南北,公元1355年,刘福通与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国”,国号“宋”,改元“龙凤”,立志恢复汉民族的中原王朝大宋江山。政权建立后,红巾军踌躇满志,挥师“北伐”。

于是14世纪的中国,诞生了三支发自南方的强悍北伐军,他们没有经过训练,却有着十足的血性,这就是刘福通麾下的三支北伐军。意气风发的刘福通要践行他的大胆想法——将蒙古军队赶出中国,消灭这个世界上曾经最强大的帝国。

刘福通派遣三路大军开始北伐,开创了红巾军的全盛时代。北伐军斩帅夺旗,高歌猛进,饱受欺压的广大汉民族,沿途纷纷起义响应。他们唱响嘹亮的红巾军军歌,吹响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直向蒙古帝国的中心上都——就是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的正蓝旗奔去。

公元1358年即元至正十八年十二月,北伐军攻破上都城。

曾经是蒙元帝国政治中心的行宫,被南人插上了胜利旗帜,红巾军焚毁了蒙宫,上都昔日的繁华,化作一股黑烟,在浩瀚的草原上随风而逝。

当然,我们知道,彻底灭了蒙元、笑到最后的不是刘福通及红巾军,而是朱元璋及其明军。朱元璋也是南人,家住安徽凤阳,早年投奔红巾军起家。从起事的时间而论,朱元璋参加“民族解放革命”时间是比较晚的,有点“趁火打劫”“抢夺胜利果实”的意思。待他单独领兵时,不少“革命前辈”已经成了气候。刘福通把国号定位“宋”,可谓华夏正溯,但到头来,为什么被无根无基的朱元璋继承了大统呢?

原因就在于朱元璋的“民族解放”大旗打得最艳丽。

熟悉明史的读者应该了解,朱元璋本名“朱重八”,相当于农村二狗老七之类的序号排名,但他为了“民族解放”,把名字改了——朱元璋,“朱”为“诛”,“元”为蒙元,何为“璋”?古代汉族人称生男孩为“弄璋之喜”,“朱元璋”的意思就是“诛灭蒙元男子汉”,何等气壮山河。

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的“民族解放”旗帜彰显了汉魂海纳百川的魅力。

且看朱元璋的北伐檄文——

拯生民于涂炭。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这是刘福通北伐军失败后,红巾军左副元帅朱元璋继承北伐大业,发布的北伐宣言。其中最收揽天下人心的一句话,除了“志在逐胡虏”,就是“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逐胡虏”,就是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则表明汉民族不是要压迫蒙古等少数民族,而是要恢复华夏道统,建立一个具有传统秩序的、百姓安居乐业的民族平等社会。

由简单的民族复仇、种族灭绝,到恢复中华、一视同仁、民族大团结。这给朱元璋的“民族解放”事业平添了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藉此旗帜,朱元璋之明军很快聚敛了全民拥戴和百万雄师。

公元1367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率铁甲25万大军誓师北伐,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前对士兵和将领们慷慨陈词:“天道好还,人心效顺。”俨然,朱明军已经成为民族解放的最正统力量。他们奋勇北伐,在振奋人心口号下所向无敌,北方汉族纷纷起义,迎接王师北定中原。

公元1368年9月14日,徐达率几十万大军冲进元大都,蒙古统治者逃离中原,汉民族第一次光复时刻来临,崖山之后再现华夏。

无疑,这是南人彰显汉魂取得的伟大胜利。由此,朱明军也创造了南人的一项历史记录: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南方北伐中原的第一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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