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看日本人 君臣平时光着脚 说话就像青蛙叫
明朝抗倭的故事,得从太祖朱元璋说起。开国皇帝就是有气派,直接派使者下国书到日本,喝令“日本国王”: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起来!
结果,使者被砍了脑袋,回书桀骜不驯,英明神武的朱元璋屡次被小邦日本羞辱,却不敢天子一怒发兵征讨。而到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位时,一封署名“日本国王臣源”的国书突然从日本巴巴的送来。从横眉冷对到点头哈腰,日本为什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1.朱元璋最恨日本人
《明诗综》里录有日本使者答里麻的《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诗》一诗: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诗中的大明皇帝不是别人,正是明代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史载,看了此诗后,“帝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
这首诗为什么触了朱元璋的龙颜?
且看看朱元璋自己写的一首诗就明白了——别奇怪,朱元璋虽然是三代贫农出身,但一生好学,写过不少诗。大致来说,词句欠工,却不乏粗豪之气。
朱元璋写的是首乐府,诗名《倭扇行》:
沧溟之中有奇甸,人风俗礼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规,列阵健儿首投献。
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
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
浮辞尝云弁服多,捕贼观来王无辩。
王无辩,折裤笼松诚难验。
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
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
原来如此。在朱元璋眼里,日本就是个“国王无道民为贼”的跳梁小丑——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难怪日本使者“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的自我赞美诗,会招来他的严重反感。
当然,这可不是朱诗人的同行相轻,朱元璋鄙视日本由来已久。.
但凡一个王朝初定,总是希望四夷宾服。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公元1368年即位之初,就派使臣持国书去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宣告:元朝已经完蛋了,现在中国是老朱的大明王朝了,你们赶紧奉大明为“正朔”来朝吧。高丽、安南、占城三国都很顺从,立刻遣使赴明称臣朝贺,惟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
日本当时正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乱着呢。源氏后代足利尊氏发动政变,灭了镰仓幕府,赶走了后醍醐天皇,拥立了一个傀儡光明天皇,尊氏则被封征夷大将军,建立了室町幕府,史称北朝。后醍醐天皇逃到京都南部的吉野山,另立朝廷,史称南朝。一南一北,两个天皇,都称自己是正统,对方是“伪朝”——自己的朝代更替还没搞定,哪里有空顾及祝贺邻国?
令朱元璋更为恼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来朝称臣,而且“乘中国未定,寇掠沿海”。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引倭寇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
苦于倭寇的骚扰不断,朱元璋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派杨载出使日本,带去了一封国书:“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联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这封国书写得异常霸道——如果不称臣,不取缔倭寇,就要出兵“直抵其国,缚其王”。
收到国书的并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国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
怀良亲王是后醍醐天皇的皇子,向以作风泼辣、作战英勇著称。南北两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锋——筑后川之战中,怀良亲王亲自上阵督战,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胜。
皇子身份加上骄傲性格,怀良亲王看到这封老子训儿子口气般的国书,自然怒火中烧,当场喝令斩杀了使者中的5人,把杨载等两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
怀良亲王和当年的北条时宗一样,用血淋淋的人头向大陆做出了回答。
2.你无礼,我不征
朱元璋听到使者被斩时的怒火,不亚于当年的忽必烈。
那么,要不要派兵“直抵其国,缚其王”呢?
思前想后,朱元璋忍了。
又过了若干年,日本终于来使者了,但都是借朝贡之名做生意的,上表称臣的还是没有。朱元璋从他们口中,得知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大为失望。于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再次遣使送国书给“日本国王”,依然以开战相威胁:
“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也,王其审之。”
国书到达日本九州后,同样被扣在怀良亲王手中而没有到达北朝。当时北朝大兵压境,南朝节节败退,已处苟延残喘之中,怀良亲王这次收敛了脾气,没敢斩使,只是回了一封绵里藏针的国书: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文章,论武有孙武韬略之兵法。又脚下选股陈梢,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节选)
这封国书在中日历史上很有名。虽然怀良亲王自称“臣”,但言辞犀利,强直豪壮,“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的豪言,实在是才子手笔。
堂堂天朝之主,却受到夷狄小邦如此奚落,“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话说,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子孙都被朱元璋赶回漠北牧羊,日本如此无礼,朱元璋为什么不兴兵征讨?
天下初定,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然深知休养生息的重要,从政治上考虑,他自然不愿再起干戈。从军事上考虑,北方的蒙古残余才是心腹之患,日本虽然不臣,但远在大洋深处,劳师远征,胜败难料,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当然,如果朱元璋能预知他一手开创的大明江山后世屡遭倭寇侵犯,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出动百战之师,不惜一切为子孙拔掉这根荆棘。
既然不主动进攻,只能被动防御了。朱元璋先是发布禁海令,“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又让已经告老还乡的元戎汤和重新出山,负责海路防倭,汤和一口气在浙江、山东、辽宁等沿海地区修筑了59个卫所,驻了三十万大军警卫。
朱元璋一次又一次忍下了恶气,不过“怒日本特甚”,从此对日本使者一概乱棍打出,朝贡也一概拒绝接受,宁愿与日本老死不相往来。同时,朱元璋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写入《祖训》,告诫子孙: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
3.日本国王臣源
从隋朝开始,日本和中国搞外交一向很有几分傲骨,体现在国书的称谓上,就是强调平等,不肯称“臣”。遣隋使携带的日本国书抬头赫然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弄得隋炀帝很不爽。后来日本国书又改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还是透着“我俩一般大”的倔强。就连态度最恭敬的遣唐使来华,在史料中也找不到“称臣”国书的记载。元朝就更别说了,直接斩使示威。到了明朝,怀良亲王那封致朱元璋的国书虽然自称“臣”,但他的署名是“征西大将军”而非日本国王。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日本要把强硬进行到底的时候,日本却突然放了个软泡。
明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朱棣从侄子手中抢走皇位的第二年,一封署名“日本国王臣源”的国书翩然而至。
“日本国王臣源”是谁?室町幕府的三代将军足利义满。
不少中国人是从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第一次知道这个“将军大人”的。足利义满是日本历史上的大人物,他以武力结束了南北朝的乱世,统一了全国。而且,他喜慕中国文化,嗜爱中国珍宝、商品、书画。在中日关系断绝了二十余年后,他主动派使者前往明朝,请求朝贡。
朱棣看到久不来朝的日本“慕义来归”当然很高兴,所以当即派赵居仁东渡日本,册封了“日本国王源道义”,并且赐以一枚龟形金印(“日本王之印”)。“源道义”是明朝人给足利义满起的名字,当朱棣的诏书到达时,足利义满恭恭敬敬的行了跪拜之礼,并在回书上自称“日本国王臣源”。
天皇是傀儡,足利义满就是日本事实上的国王,他对来自明朝的册封显然很满意,每当明使西来,他都携妻妾亲去兵库港口隆重接待,甚至还在京都的寺院里,身穿明式服装,和明使一同赏玩红叶。
为表示诚意,足利义满还捉了二十多个倭寇首领,捆绑起来遣使献给朱棣。朱棣大喜,为表示上国气度,当即“命治以彼国之法”。
“彼国之法”是怎样的?日本使者从北京回到宁波,上船回国前,找了一片空阔的海滩,将这帮倭寇首领五花大绑放在铜甑(古代蒸饭的一种的容器,类似于现在的蒸锅)里,下面燃起柴火,全部活活蒸死。
这是第一次日本官方对倭寇的直接干涉,可以看出,只要日本政府想做,倭寇完全可以取缔。
行跪拜之礼,国书称臣——后世有些日本人对足利义满的行为大为不满,认为是日本外交史上的耻辱。其实,就是当时,也有不少臣下觉得丢脸,但足利义满毫不介意。
足利义满为何对明朝这样恭敬?
很简单,他需要恢复朝贡贸易,他需要铜钱。
朱元璋断绝了日本的朝贡,并实行禁止贸易的海禁政策,就相当于对日本的严重经济制裁。一方面,中国的金属、缎、绢、瓷器、茶叶、书籍,都是日本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一方面,明王朝的朝贡贸易带有很大的赏赐性质。因为是“外夷”的朝贡,所以身为“上国”的明王朝,无论给价还是回赐往往超出“贡品”价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日本将朝贡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从1404年明成祖答应恢复朝贡以来,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进贡贸易船,回国后其总获利约在二十万贯左右。甚至是从明朝带来的铜钱本身,也是值钱的东西——日本国内无造币能力,国内长期使用的流通货币是中国的洪武、永乐、宣德铜钱。日本国内铜钱价甚高,一千文价值四两银子,从中国输入的铜钱,本身就可获利三、四倍。
每当载满明朝赏赐货物的朝贡船回国时,日本人就衣冠整齐聚在兵库港的岸边翘首西望。
一个日本和尚在日记里得意洋洋的写道:“唐(指明)船归朝,宣德钱到来。”
朝贡贸易对朱棣而言,除了四夷来朝的面子得以满足,还有一个他老子朱元璋搞不定的好处:海上的倭寇基本消失了,因为足利义满是要保护朝贡航线的。因此,朱棣甚至夸奖说:“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
4.顺则朝贡,逆则为寇
朝贡就是捡钱,不捡白不捡。
朱棣虽然规定日本“十年一贡,只限两船,人数两百”,但日本方面并不严格遵守,在缩短朝贡时间、增加货物数量上下文章,明廷也睁只眼闭只眼。因为获利巨大,将军、武士、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朝贡看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挤进朝贡团。所以,朝贡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杂,货物越来越多,如有一年来了10艘朝贡船,总人数达到1200人,货物超过规定十几倍。
而日本朝贡团的人员素质之差,和当年“容止温雅”的遣唐使判若云泥。有喝酒闹事的,有勒索要价的,甚至还有持刀在闹市杀人的,但这些不法行为都被明廷以“勿失人心”纵容放过。
但明世宗朱厚在位时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外交事件,明廷再也无法纵容,终于使得明日百年朝贡史戛然而止。
这起事件发生在日本朝贡的指定港口宁波,叫做“宁波争贡事件”。
事情得先从日本国内说起。十四世纪中叶,室町幕府到了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期间,已经逐渐丧失了大权,一些幕府重臣和地方大名、豪族成了真正说话管用的人。因为争权夺利,公元1467(日本应仁元年),大名、豪族之间爆发了波及全国的战乱,战乱后国内群雄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一般认为,“应仁之乱”标志着日本战国时代的开始。
对明朝贡是块肥肉,谁不红眼?明朝和日本的朝贡贸易是“勘合”制,即由明政府颁发勘合——符契文书,日本商船到中国后只有拿出勘合交验,才准许贸易。于是,失去秩序的日本国内,一场争夺勘合的暗战率先打响。
明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朝贡使桂悟一行回国时,携带的新勘合在半途被九州豪族大内氏夺去。明嘉靖二年(1523年)大内氏派使者宗设谦道率三百人乘三艘朝贡船,于4月抵达宁波。看到大内氏独占朝贡,控制京都的豪族细川氏当然不满,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不敢拒绝,但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拿过期作废的旧勘合交给细川氏。
细川氏赶紧也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大概比宗设谦道一行迟了3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这个宋素卿是中国浙江人,幼年被叔父抵债给日本商人,后来仗着熟悉两国国情,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做贸易掮客,得到细川氏的重用,此前已经出使过中国。
按明朝惯例,凡是外邦来贡,查阅货物和设宴招待,都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的部门)的执事太监赖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违例先查了瑞佐鸾冈的货物,而且虽然发现勘合的新旧问题也装作没看见。接着,在嘉宾堂设宴安排座次时,又让瑞佐鸾冈坐在宗设谦道之上——这下捅了马蜂窝。
宗设谦道当场爆发了:“我的勘合新,他的勘合旧;我的船先到,他的船后到。可那个混蛋居然坐在我上面?!”
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对屁股位置最讲究的民族,他们对座次的严格和敏感程度,外国人很难理解。比如,家臣拜见主家,谁排第一个,谁排第二个,一点错不得,错了要切腹的;一家人吃饭,爸爸坐哪里,妈妈坐哪里,儿子坐哪里,也是错不得,错了要吃耳光的。外交上,座次更是名分问题,唐朝发生的日本和高丽“争长事件”也是争座次。
宗设谦道涨红脸与瑞佐鸾冈争吵起来,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鸾冈,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鸾冈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设谦道方人多,而且大多为九州的海盗无赖,当场杀了瑞佐鸾冈,砸了嘉宾堂。接着,宗设谦道一伙追杀宋素卿一直追到绍兴城下,再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夺船逃向大海。明朝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官军追赶,不幸战死,指挥袁琏被掳,朝野大震。
这起事件的源头虽然是因为日本国内的混乱,导致两使争贡,但中国人宋素卿的走后门和中国“海关”的渎职,才是肇事的导火索。
案发后,宋素卿被捕,后病死在狱中。明世宗朱厚托琉球入贡使转交日本国王书信,要求逮捕宗设谦道归案,送还袁琏,不然将断绝朝贡。但由于日本国内实在太乱,始终没有回音。嘉靖八年(1529年),给事中夏言奏称此祸起于市舶,朝廷于是撤消了宁波市舶司,关上了朝贡的大门。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内氏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贡团,四艘船六百余人,载满货物抵达宁波,被拒绝进港,无奈扬帆而去。
近百年的明日朝贡贸易至此结束。
史学界一般把“宁波争贡”作为嘉靖倭乱的导火索,因为断了官方的朝贡,加上嘉靖年间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所以导致倭寇大举入侵。但就算没有断绝朝贡,倭寇还是没有根除,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日本人顺则朝贡,逆则为寇,从此撕下称臣的面具,赤裸裸的双刀杀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