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以及他的影响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李鸿章一生当中都在为晚清政府服务,而且还提出很多想要改变中国现状的方法,比如洋务运动就是李鸿章提出的变法活动,而李鸿章正想因为洋务运动来改变清政府的现状,提升国人的综合能力,而李鸿章则更是洋务运动最主要、最有力的推动者和一、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
首先,是由洋务派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李鸿章
19世纪60年代初,面对如何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清王朝内部出现了两派——洋务派与顽固派。李鸿章这位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后掌握军政、外交大权的洋务地方实力派,认为如能使火器赶上西洋,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洋务派的一批掌握军政的大官僚,他们虽与顽固派在对待外来事物有很大差别,但其阶级本质是相同,都是地主阶级代表,都是封建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只要求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达到保封建统治久安即可。
其次,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洋务派掀起这场运动是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秩序。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政局岌岌可危。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劳苦大众起义风起云涌,除太平天国运动之外,还有捻军、少数民族起义等。太平天国运动规模最大,对清政府的打击更沉重。故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因此,一开始洋务派就以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为主要任务,1861年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企业——安庆军械所。
李鸿章
此后,随着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进一步卷入了资本义市场,极大的冲击了原有的自然经济。列强又加紧了对中国武力侵略,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适应当时形势,在经济上,洋务派打着“求富”口号,创办民用企业。一面是为了“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和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的困难;二是为军事工业提供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燃料,减少对外国依赖。如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煤矿,其所产之煤,除供应各局之外,还投放市场,因质优,价格便宜,便很快打开了市场,逐渐取代了洋煤在天津的地位。在军事上,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和扩大原有的军事工业之外,洋务派开始筹划海防,提出十年内建成几支海军的建议,并从英德购买船舰,积极组建训练海军,以增强海防;同时还编练区别湘淮军的新式陆军——练军,来加强国防力量,抵御外国侵略。
第三,从洋务运动内容看,其真实意图亦很明显。
洋务运动中所创办的洋务企业,其封建性很浓厚。在所有制上多采取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形式。就军事工业而言,资金来源于国库,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和利润,而是为了直接武装军队,经营管理也是沿袭封建衙门的一套规章制度,它实际上是清政府封建官僚所控制的官营工业。至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不论其为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大都由封建官僚官方控制。洋务派除了控制其企业外,对于刚刚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采取压制、打击,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是绝不允许会妨碍其统治的经济存在的。虽然洋务派选派留学生、进修生出国深造,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但他们仅是为了培养洋务运动所必需的技术人才,他们不敢亦不愿从根本上废除科举制度,因为这是他们为官出仕,选拔统治阶级人才之途,也害怕新思想新事物对他们的统治产生冲击。
最后,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更能突出其根本目的。
李鸿章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纲常名教;所谓“西学”指西方文化,但主要指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强调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器装备等方面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这表明洋务大臣依然将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奉神明,不可能,亦不愿意接受近代西方民主制度,这一点,李鸿章在创办洋务企业之初说得很明白,“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总之,洋务派企图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简单嫁接在封建主义之“体”上,以达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之目的。当然这势必会产生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封建主义的“体”不可能载起新生产力的“用”,这条道路肯定行不通,其根本目的不可能实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亦证明了这点,它表明了洋务运动的结束。
二、李鸿章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从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的洋务活动大致有以下特点:以“练兵制器”为中心,民用为军事服务;以技术为中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改变专制体制和文化传统;以官办为中心,从原料的采购、生产过程管理、产品分配等都基本上走官方路线,不是市场经济。总之,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化实践的第一人,主要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可以说近代化的万里长征才刚刚起步。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国际上封建主义完全衰落,资本主义正在全球范围里逐步确立。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进了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在洋务企业的吸引下,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也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因此,可以说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刺激、诱导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实力的扩张也起了一些抵制作用。在此意义上说,李鸿章不愧为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位杰出的实践者。
李鸿章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李鸿章作为封建官僚,他对近代化的认识是极为有限的:在经济上他的洋务企业尽管诱导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本身却带有浓厚的封建官僚性质;在政治上,洋务运动根本没有涉及到改革封建专制体制;在文化上,仍然顽固地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美妙无比,因此其近代化还停留在“器物”层面上,对外国的学习还停留在浅层次上。这一点远不如和他同时代的日本的杰出改革人物,如伊藤博文等,后者的改革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跻身资本主义强国,而李鸿章的洋务集三十年之功,却培养不起打败日本的力量,不能不说是改革的局限性所致。
有人说,如果没有甲午战争,李鸿章的洋务本来是可以先“器物”,再“制度”,逐步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使命的。然而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并且李鸿章作为封建官僚,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这样长远的战略眼光。甲午战争是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试金石,结果中国惨败,日本大胜。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朽堕落。日本大胜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治政府的高效廉洁。因此,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艰难地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功不可没。但这一步踉踉跄跄,蹒跚而行,拖着清政府这台千疮百孔的机器前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其历史局限性也是应充分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