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宋庆龄因何事大发雷霆称“我辞职”?
“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按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宋庆龄清晨总要坐在床上收听新闻。尽管早就知道周恩来病危,但当挚友长逝的消息真真切切传来的时候,宋庆龄仍然失去了控制,泪水不住地流下来。
10日下午,宋庆龄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和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搀扶下,她来到医院简陋的告别室,强忍悲痛最后一次端详着已经十分消瘦、苍老的周恩来。
告别后,宋庆龄回到家,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心情本来就很差,听到指责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
宋庆龄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因此,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给她造谣,但对她的个人行为却无法说三道四。这次受到批评,对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何况,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也是对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还争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庆龄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之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按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宋庆龄清晨总要坐在床上收听新闻。尽管早就知道周恩来病危,但当挚友长逝的消息真真切切传来的时候,宋庆龄仍然失去了控制,泪水不住地流下来。
10日下午,宋庆龄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和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搀扶下,她来到医院简陋的告别室,强忍悲痛最后一次端详着已经十分消瘦、苍老的周恩来。
告别后,宋庆龄回到家,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心情本来就很差,听到指责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
宋庆龄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因此,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给她造谣,但对她的个人行为却无法说三道四。这次受到批评,对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何况,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也是对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还争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庆龄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之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周恩来去世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对中国政界心灰意冷。在原则问题上宋庆龄从来是说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养老,她便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专机定在了1月27日起飞。
1月24日,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可怕的打击(指周恩来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回上海,这次离开北京,宋庆龄做好了切断和北京一切联系的准备。1月27日,她要求秘书张珏以住宅秘书室的名义分别发函给全国人大、新华社、《中国建设》杂志社、北京地安门邮局和上海徐汇区邮局。函件很简短:
密:
人大常务委员会:
从今天起给宋副委员长的文件、信件,请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
对于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的宋庆龄,这种举动是异乎寻常的。
二
1月27日是宋庆龄的83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带着满心的愤懑离开了北京。
以后的5个多月中,宋庆龄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不时因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唏嘘长叹。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对此,她无法推托。朱德的为人一直令宋庆龄十分敬重,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不带行李,拒绝回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饭店1435房间。当天下午,她就到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14日,她从北京饭店直接到南苑机场,乘专机回上海。
宋庆龄悲凉的心情无法排遣。18日,她写信给廖梦醒:“参加完我们敬爱的领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礼之后我又回来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爱抛头露面的。朱德同志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却如此低调。他得到每一个人的爱戴。在我们最敬爱的总理同志逝世不久,我们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9月1日,她将几个月来整理出的文物装了一面包车,由两位秘书护送到上海市博物馆。9日,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逝世。10日下午,宋庆龄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7031房间。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她已经站立不住,斜靠在搀扶着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终不得不要了一把椅子,成为唯一坐着与会的人。
国庆节前夕,宋庆龄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座谈会的邀请,她“因身体原因请假”没有出席。
“十一”一过,宋庆龄就要杜述周马上安排回上海。10月8日,宋庆龄和随从人员乘车来到南苑机场,专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就在宋庆龄走向飞机舷梯时,突然接到停飞的命令。这种情况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大家都十分惊愕。过了一段时间,又通知可以起飞了。宋庆龄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登机回到了上海。对这一突然变化的内幕,她毫不知情。
“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三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这个消息被中央严密封锁。8日,“四人帮”上海老巢的死党们刚刚得到用暗语传递来的消息。中午他们召开会议,决定抓紧部署发动武装暴乱。而正在这个时候,宋庆龄要返回上海。这位著名的“总理帮”的安全有没有保证?如果临时取消飞行,会不会引起“上海帮”的怀疑?这肯定是需要考虑的。
宋庆龄平安回到上海。但很遗憾,她没有听到在北京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发布”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统治一直维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学生冲破阻力,高呼口号上街游行。一位服务人员慌慌张张地跑来向宋庆龄报告:“街上有人喊反动口号!”宋庆龄问:“喊的是什么?”“是说江青和张春桥同志……”宋庆龄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赶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来了,说:“是打倒‘四人帮’!”
宋庆龄舒心地笑了。“四人帮”的结局她早就估计到了,只是没有料到,这个“时机”会来得这样快!
1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专程来到上海,敦请宋庆龄回京参加会议。
30日,宋庆龄乘专机回京,入住北京饭店。当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月8日,她再次飞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庆龄接受中央的建议,回到北京后海寓所,开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职责。
历时一年多的辞职风波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