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曾是黄埔三杰 一语道破蒋介石驭人之术
1924年,在前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黄埔军校成立。该校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后来许多人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黄埔三杰是指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最为突出的三个人物,他们是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前两人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而贺衷寒则是为共产党的死对头。
他曾一语道破蒋介石驭人之术,后来被冷落!
蒋介石为啥冷落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
贺衷寒(1900-1972),湖南岳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蒋先云、陈赓并称黄埔三杰,曾筹组孙文主义学会并担任黄埔同学会书记长,后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中将处长,长期主掌国民政府情报系统,被称为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政治部秘书长,1950年于台湾接任交通部长,1954年辞职,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1961年后,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职;1972年去世。
而蒋介石逐渐冷落贺衷寒,主要是因为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
此时,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便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与此同时,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乱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邓文仪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乌兽散。
蒋介石免了贺衷寒的职位!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在杭州,蒋介石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蒋介石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贺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密。因此,贺衷寒便从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贺衷寒冷落起来。1937年6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0年秋,贺衷寒住在重庆郊外,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职,加上其8岁的二女儿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医院照顾女儿染病身亡,其心境极为不佳。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他一语道破蒋介石驭人之术!
1941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
有一次,他请曾任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肖作霖吃腊狗腿。肖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3个命根子。这3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3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3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3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泊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贺衷寒对蒋介石也和蒋介石对他一样,都是看透了的。但由于他们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只是感到“壮志”难酬,忧郁不乐。
1941年春,贺衷寒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1942年9月,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任职6年。其间,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扫荡报》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在劳动局长任期内,虽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进行技术培训、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涉及到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调整,往往触及到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因而成效甚微。有人曾用“劳动局”3字撰写了一副对联来嬉笑劳动局的工作: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辄得咎”,横批是“局促不安”。贺衷寒听后苦笑着说:“这算是笑我没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务艰难。总之,评论由人评论,但我只得努力为之。”
贺衷寒忧郁而亡
1950年,贺衷寒出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
他上任后,首先设立交通干部讲习会,使交通工作人员接受专业训练;接着又制订了交通部所属各事业单位企业化的政策,要求资金向最有利的方向投资,劳力往最有效的地方调配。随后,按科学管理的要求,推出了职责契约制、资本责任制、劳动效率制、工作检核制、公共关系制、资历管理制等一整套企业经营管理的制度。在他任交通部长期间,还撰写有《交通管理要义》、《交通管理论丛》等著作。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为以后台湾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当然,贺衷寒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蒋介石集团“反攻复国”服务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主持交通部工作时,特别重视海洋船只的发展,除充实所谓“国营”航运及辅导民用航运外,并成立打捞公司,重建复兴航业公司,以备战时之用。
1954年,贺衷寒辞去交通部长之职,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61年,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年以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闲职。这时,“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逐渐在台湾上层人物中传播。贺衷寒本人亦有所闻。有人劝他晋见蒋介石,表明心迹。贺衷寒闻言,久久不说一句话,继而自我表白说:“我贺衷寒前额有字,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是领袖的学生。搞一个运动,必定有言论、有行动。我贺某未离开台湾一步,从未写过一篇违背中央决策的文章与言论,运动从何而来?……”忧郁伤感之情溢于言表,好在他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表面上尚能泰然处之。于是,他便于1971年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仅留一个国策顾问。
贺衷寒的晚年,除偶尔出席几次会议外,平日在家,或读书看报,或练字作诗,直至1972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