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身灭族都不怕 明知不可为亦为之 是大义还是愚蠢?
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为了国家的生存,民族的危亡,将荣华富贵置之度外,以一种不怕杀身灭族的勇敢与激烈,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为国家的富强昌盛贡献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一、从容赴死的铁血男儿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进行维新变法。经礼部侍郎徐致靖的推荐,两天后,光绪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下诏,命令迅速派人护送谭嗣同来京觐见。但不巧的是,在进京途中,谭嗣同生了重病,一连多日卧床不起。在朝廷的多次电催下,稍好了一点就带病起程,于8月21日到达北京。9月5日,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君臣相谈,他的独到见解深得光绪帝的欣赏,授予四品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刘光弟等共同参与新政,被时人称为军机四卿。
但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由于光绪帝没有实权,变法又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顽固派先是不断阻挠维新派大臣的任职,直接掌握了重要官职的任免权,又逼迫光绪任命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控制了京师的局势,后来又计划利用十月光绪去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彻底取消新政。
9月14日和17日,光绪两次给康有为、谭嗣同等下密诏,要他们筹划对策,实在不行就迅速离京。维新人士既无实权大臣的支持,又无军事实力,无奈之下,他们想到了在天津编练新军、曾对新政表示支持的袁世凯,想利用袁世凯的力量抢在顽固派动手前先发动政变。9月18日夜,谭嗣同只身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住所法华寺,劝说袁世凯杀掉荣禄,保护光绪皇帝。袁世凯表面上慷慨激昂地答应下来,实际上9月20日晚上赶回天津后,马上向荣禄告密。事关重大,荣禄又连夜到北京报告慈禧太后。9月21日,政变发生,光绪被囚,慈禧宣布垂帘训政,发兵搜捕维新派人士。
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闻讯出逃,而谭嗣同却仍然住在浏阳会馆里不走。9月24日,被捕四月28日,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一起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在狱中,谭嗣同神态自若,于墙上挥笔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刑场上,谭嗣同视死如归,朗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英勇就义,年仅三十三岁。
在政变前后,谭嗣同本有多次机会可以从断头台边擦身而过,但他都放弃了:
9月5日,当他被任命为四品“军机章京”后,父亲谭继洵(湖北巡抚)曾三次去信对谭嗣同陈说利害,断言变法必败,让他退出变法,以免杀身之祸,但谭嗣同毫不动摇。
9月21日,政变发生后,清政府并没有马上派兵搜捕谭嗣同,直到三天之后才到他的居所把他抓走。这三天的时间随时都是机会,但他坚决不走。当梁启超劝他一起出走、再图大业时,他平静地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当日本使馆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时,谭嗣同凛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不怕杀身灭族的维新志士
谭嗣同生长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父亲谭继洵做到了清政府的巡抚,属于封疆大吏的高官了。谭嗣同少年时期,不仅认真学习儒家的诗书经典,还拜侠客大刀王五为师学习武艺,这使他在与人交往中总是具有一股洒脱与豪气。从十九岁起,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因为不喜欢八股文,直到三十岁考了多次都没有考中。在这期间,跟随父亲远走新疆、台湾,足迹遍布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目睹了国家政治的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立志要救国救民。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汀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谭嗣同也积极投身维新运动,与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提出变法主张,开创了湖南的维新变法之风。1896年,父亲给他出钱捐了一个江苏候补知府(有名无职,需要等候哪个地方的知府调离才能去上任),他来到南京候任,借此机会出游上海、北京等地,与各地的维新之士广泛交游,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梁启超,两人促膝长谈,观点相近,十分投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他还通过梁启超了解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对康有为的学识与见解深为敬佩。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倾向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等人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一起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维新机构。他多次在各种场合发表讲演,号召大家要上下一心,共同出力,一起为国家的改革、为民族的发展贡献力量。为进一步推动维新运动,宣传维新思想,他与唐才常集资创办了《湘报),这是湖南省的第一份报纸。他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朝气的一个省份。但是,谭嗣同等人在湖南的激进表现,遭到了湖南顽固势力的仇视和抵制,他们大骂南学会“背叛孔孟圣教,破坏伦理道德”,攻击会众是一些“无君无父的乱党”,不讲忠孝,不守规矩。在他们的压力下,南学会被强行解散,《湘报》的主笔也被殴打。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维新派人士动摇了,有些人离开了湖南,有些人则退出了维新的阵营。
面对顽固派的疯狂进攻,谭嗣同毫不畏惧,他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对同伴说:“大家平时互相劝勉鼓励的话,全在‘杀身灭族’这四个字上面,现在离‘杀身灭族’还早的很,岂能因这些小小的挫折而改变我们的初衷?即使真的到了‘杀身灭族’的程度,也绝不应该畏惧!”“看今天中国的形势,只有闹到新旧两派流血遍地的程度才好,有大痛苦才会有新生,有大变化才会有希望。”他对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不以为意,并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的这种主张,既表明了他坚持变法维新、报效国家的决心,又为后来的自愿杀身成仁埋下了伏笔。
谭嗣同开始投身维新运动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已经都是名闻全国的维新名士了。作为一个后来者,谭嗣同却能够在变法事业中与康、梁齐名,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这与他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是分不开的,与他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顾自身安危、不怕“杀身灭族”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谭嗣同以一腔热血实践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激励着后人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