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汉名臣张良的下场 历史上唯一善终的初汉三杰
初汉名臣张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一条铁律。汉朝的开国功臣也都被这一潜规则给“潜”过,“悲剧”程度和功劳成正比,功劳越大,结局越惨。张良却是一个例外:自始至终,他深得刘邦的充分信任,在后刘邦时代,张良依然赢得了吕后的足够尊敬。
张良究竟有何过人才干,能让刘邦佩服得五体投地?张良又有何过人手段,能让自己得以善终?
公元前202年的二月,刘邦登基,大汉王朝正式建立。三个月后,志得意满的开国皇帝刘邦在洛阳南宫举办规模空前的庆功宴。酒酣耳热之际,刘邦给大家出了一道思考题:“我,为什么能够完胜项羽?”
在一片马屁声中,刘邦公布了标准答案:“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刘邦这段话堪称字字珠玑。他讲话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刘邦亲自评定出了三杰;第二,刘邦为三杰排定了次序——张良、萧何、韩信;第三,刘邦如此定位张良的作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第四,还应注意一个细节,刘邦提到张良的时候,没有直呼其名,而是使用了敬称,称呼张良的字“子房”。萧何、韩信则没有享受相同的待遇。
然而,刘邦的讲话却又令人费解。刘邦对于张良的定位是“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但遍翻《史记》,也很难为刘邦的这一论断找到足够的论据。用刘邦的这一标准来衡量张良,张良的功劳实在不过尔尔,难以望萧何、韩信的项背。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刘邦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前197年(汉高祖十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宠爱戚夫人,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吕后子),改立赵王如意(戚夫人子)为国储。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丝毫不能更改刘邦初意。眼看太子位行将被剥夺,吕后遂求救于“智囊”张良。张良考虑到太子一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大儒叔孙通说得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只有顺其现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基于这个大局,张良遂对吕后说道:口舌难保太子,“商山四皓”(皓:白,即四个白头发的老人,分别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皆八十余,节义清高,不就汉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敦聘不至,但仍然高义“四皓”。太子若卑辞固请“四皓”出山,出入宫廷以“四皓”相随,皇上必问而知之,知之则太子位可固。事果如张良言,刘邦问知伴随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数请不来的隐士,今为太子左右,可见太子羽翼已丰,翅膀亦硬,奈何不得,从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勋口敬重。
《史记》、《汉书》对张良帮助萧何筹谋划策多不记载,但亦无妨张良后期的功绩。论功行封时,按级班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韩灭家败后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听从了吕后的劝告,仍就服人间烟火。
前186年(汉高后二年),张良病逝,谥号文成侯。